笔记：A Little History of Philosophy

A Little History of Philosophy, by Nigel Wurbuton (2011). Under progress.

Socrates (c. 469—399 BC)
Elenchus, contradicting questions; what’s ‘courage’, ‘immoral’? -> wisest man in Athens; taken to court for corrupting youth -> insisted on drinking hemlock.

Plato (c. 424—347 BC)
Socrates pupil; wrote Platonic Dialogues for Socrates; Plato’s cave -> Theory of Forms, reality beyond appearance, all learning is a recollection of what we already know -> philosophers know better -> The Republic, philosophers rule, 3 classes.

Aristotle (384—322 BC)
Plato’s pupil; ‘interested in everything’ in real world, rejecting Theory of Forms, believe in particular examples; tutor of Alexander the Great; set up school ‘Lyceum’; ‘why live?’: seek happiness (eudaimonia, flourishing), use power of reason to achieve long term happiness, ‘One swallow doesn’t make a summer’ – The Nicomachean Ethics; to develop the right kind of character, virtue and behaviour, in a society, the Golden Mean; becomes long-time intellectual authority, prevented prog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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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一月八日

近来读 Nicholas Phillipson 的《Adam Smith: An Enlightened Life》，读了大约一半。

Smith 的学生时代，尤其是在牛津时代的记录空白显然使作者十分为难。但 Phillipson 选取的 enlightenment 的时代和文化角度使得作者可以花费大量篇幅讲述18世纪初苏格兰和英格兰精英们的研究和想法，以及 Smith 如何 “must have been” 读过、见过、被影响过。这 “must have been”是多少无奈的 biographer 的 last resort。

十八世纪初的牛津绝非胜地，图书馆资源窘迫（由于 Bodleian 等都不给普通学士开放），教师慵懒，课程落后，宗教气氛保守，政治干涉严重，牛津人不免叫苦不迭。然而当时学生也是要求颇多，要 progressive，不能 remedial，还不能 pedantic。想今天的学生一心扑庸俗，绝少有人提教学质量的问题，不免感叹世风日下。

当时的大学学生都是士绅，毕业后进教会，进政府或者教书，因此学的主要是哲学和伦理。还有一些修辞学，政府，和 jurisprudence。特别幸运的和感兴趣的可以学一些阿基米德几何和牛顿物理，教书的都是牛顿自己的高徒们，没有高深的应用科学和不靠谱的社会科学。这种大学实在令人羡慕不已。

笔记：Imagined Communities

Imagined Communities, by Benedict Anderson (2006). Under progress.

《Imagined Communities》是一本民族主义的形成和发展的经典著作，作者是 Cornell 国际研究教授。手上是2006年第二版。本文约为各章总结。

民族（nation）是一个“想象出来”的“群体”。在“民族”这个概念形成之前，人类通过其他的渠道看待和巩固个人与群体间的关系。第一是通过一种书写语言来得到存在的真理（如拉丁文、阿拉伯文和中文），通过这些语言人类形成了一些洲际的群体概念，如基督教王国（Christendom）、伊斯兰社会（Ummah）和中国（Middle Kingdom）等。第二是人民是自然聚集于某种权威下的思维，这种权威通常包含某种宇宙性或神性，如宗教的神或国王等。第三是当时时间概念的模糊，历史与宇宙区分不明。三者合力组成了当时的人类对天命、存在的意义的寄托。由于中世纪后，首先从西欧开始的，经济结构的变化，社会和科学的发展，交流的便利，逐渐使三个古老的概念及其相互关系土崩瓦解，人类社会此时极力需要寻找一个新的群体组成的概念。

¶ 尽管方言众多，但中国中原相对而言，并没有产生与汉字形成鲜明对抗的书写型方言，也注定了后来并没有产生多“民族”的问题。

从十六世纪开始，资本主义与印刷术的结合开始对群体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资本主义的逐利性使得印刷商们不再满足于印刷和发行拉丁文的书籍，他们开始更加希望吸引各国非精英的一般读者群，于是开始大肆印刷和发行本地语言（vernaculars）的书籍，如德文、英文、意大利文等。由此各欧洲国家由于共同的语言开始产生了各自的“民族概念”。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由民间推动的，自我发展的民族概念后来被现代的国家及其所利用，以统一语言为目的，达到控制不同群落的关系，包括苏联和中国的民族政策。

关于统一书写语言形成民族有一些特例，比较典型的是西班牙殖民的南美洲，而且南美洲各国更是以欧洲殖民者带领当地土著反抗宗主国尤为特别。传统认为，这一波民族主义兴起与独立的潮流来源于两点。一是来自宗主国的经济压迫，包括限制贸易，高税收等；二是十八世纪末欧洲的启蒙运动和自由主义的思想为反对帝国政权奠定思想基础。然而作者认为，这两者并不足够以完成各民族意识觉醒的任务。

这一任务其实是由当地清教徒公职人员与当地印刷商来完成的。当地克里奥尔人（Creole，出生在美洲的欧洲人后裔）组成的公职人员，受到宗主国的现限制，只能在每个殖民地范围不断迁职，无法进入西班牙等国内的官职阶级。常年下来，比起与祖先欧洲人，反而与当地居民更加有依赖感，而这些人正是后来美洲民族意识的倡导者。另一方面，美洲的印刷商们发明了报纸，报纸的内容根据一个当地“想象”而成的社区新闻作为内容，渠道与当地社区居民深入结合，进一步为民族意识奠定基础。与北美最后形成了一个大民族（美国人）不同，南美各地地理情况复杂（里约热内卢到墨西哥城要比纽约到波士顿困难的多），经济关系相对疏离，最终形成了多个独立民族国家。

美洲民族革命的末期迎来了欧洲的民族革命。欧洲的民族意识来自对其他民族的发现和认同，从欧洲对世界各地文明的不断发现开始，欧洲人开始意识到自己只是很多文明中的一支，自己的语言与其他所有语言一样应该获得同样的重视和地位。于是语言学家们开始挖掘和学术化自己的传统当地语言，文学家们开始将当地语言赋予文学价值，于是捷克语、芬兰语、乌克兰语等小语种开始从村落走上舞台。当地印刷商们也开始提供新规范化方言的读物。当然这一切都开始服务于兴起的中产阶级和商人阶级。随着这个阶层不断走入官场和政坛，这些语言也成为国家官方语言，开始为民族独立埋下基础。

James Chanos 演讲

James Chanos 的演讲晚上六点半在牛津 St Hilda 学院举行。James Chanos 是美国亿万富翁和杠杆基金经理，从最早预言安然（Enron）的倒台开始小有名气。最近他的关于中国经济大泡沫的言论刺激到西方投资界，《纽约时报》最早报道了他对中国经济的看淡，随后《经济学人》发表专题讨论中国经济，驳斥了 Chanos 的猜测。演讲一开始，学院院长也提到演讲票在《纽约时报》文章一发之后就变得异常热烈，并称演讲的争议性将会很大。

因为缘于主流媒体的报道，大部分听众应该不会对 Chanos 的言论感到陌生。题为《中国综合症》（The China Syndrome）的演讲一开始就提到了中国经济运行的方式和统计数字的问题。GDP 和经济的关系在中国特殊的情况下，关系相反——GDP 决定经济表现。地方政府按照国家的 GDP 指标，对经济运行严格“管理”。经济运行方式本末倒置，而且经济数据也不甚可靠，于是出现了东西各省的 GDP 增长都几乎一样的怪事。

靠着统计数据不可靠的大背景，Chanos 开始说中国投资过热的问题。基本上与之前的论调一样，Chanos 引述 Krugman 1990年代的讨论亚洲的论文，指出了单纯的资本投入对经济的增长贡献不可持续。这是东南亚很多国家包括苏联以前的增长模式，但历史否定了这样的经济增长模式，只有韩国等少数国家冲破了这个模式，取得了持续性的新增长。Chanos 认为中国经济正在朝苏联的方向走。他引用了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已经接近 GDP 的60％，大大超过发达国家。

具体的说，Chanos 列出了一连串数字表明中国政府加大工业生产的投资力度，以及大量无谓的浪费性投资，从新华南 Mall 到华西村建摩天大楼。中国在这次次贷危机的投资中强迫国内银行大量贷款（4.4万亿人民币），各级政府开始花钱的竞赛。Chanos 说这样大规模的投资带来了房地产过热和不充分就业。他引用了 Friedman 著名的大量工人用勺子挖河道的例子，表明中国人力资源的浪费。

房地产过热是 Chanos 的一个主要论点。从电视剧《蜗居》开始，他开始讲主要城市的房地产泡沫。他引用了房价可承受性的数据，数据显示北京平均收入的居民要花37年才能完成购房，而北京、天津、上海和重庆的可承受性的时间长度都要大大超过纽约和伦敦。商业地产方面，北京和上海的空置率保守估计都有20％左右，但却还在大量建设商业地产（在建写字楼的尺寸相当于全中国每人都能拥有一个五平方的办公用地）。房地产过热将成为一个严重的经济和社会问题。一方面，大量企业开始进入房地产领域参与炒地，这与1989年经济滞胀前夕的日本一样；另一方面，中国社会数代的存款都被扔进这一庞大的房地产泡沫，不仅降低国内消费，而且成为潜在的社会危机。

Chanos 表示，房地产泡沫和过度贷款将最终把中国带向泡沫破裂。泡沫一旦破裂，中国的2.4万亿外汇储备也挽救不了中国经济。为了支持自己的观点，他也引述了欧美主要投行最近抛售中国地产资产的举动。Chanos 随后接受了部分提问，提问并没有争议性，大部分提问者已经默认了 Chanos 的估计，将讨论重点放在中国经济衰败后对美国、亚洲和非洲的经济影响。听起来很恍惚，仿佛已经进入另一个全球衰退。最令人失望的是，Chanos 谈到与中国的政策层和智囊的交涉中（包括主权基金），他得到的是“爱国主义”式的争辩，而非基于现实的讨论。最后，Chanos 提出人民币其实有可能被高估，而非被低估。

总的来说，Chanos 的数据并不希奇，对于中国主要城市的房地产泡沫和投资过度和浪费，各方面包括中国政府都有共识。但从这两点提出的中国经济全面灭亡论却不够有说服力。《经济学人》对于各方面都有抨击，尤其针对这两点的论点：第一，中国银行对居民购房和房地产商的贷款只占总贷款的17％，这是由于房地产过热的资金来源大部分都是存款，而非借贷，因此风险较低；第二，Chanos 关于浪费投资的例子都很偏颇，事实上中国的基建水平仍然相当低（五分之二的村庄没有水泥路），并且很多产业并没有完全发挥生产能力（甚至包括钢铁业）。即便泡沫破裂，假设银行和资本市场有效，经济潜力较强的经济体的恢复能力会比发达国家强的多，日本数十年滞胀的情况很难在中国出现。

笔记：基督教简史

本文根据 BBC 纪录片《基督教史》（A History of Christianity）整理而成，此片由牛津大学教授 Diarmaid MacCulloch 教授出演，根据他的2009年出版的同名著作改编。

传统认为，早期的基督教由基督的兄弟雅各（James）领导的犹太人教会开始。后来保罗（Paul）主张将基督教传播给非犹太人（Gentiles），从此改变了整个西方世界。然而事实要更复杂一些。

位于耶路撒冷旧城的圣墓教堂（Church of the Holy Sepulchre）相传是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和下葬的地方，也有信徒相信耶稣在此复生。这个基督教圣地的教堂里面，最有影响里的是希腊正教会礼拜堂和天主教礼拜堂。此处也有古老的埃及科普特正教会（Egypt Coptic Orthodox Church）、叙利亚正教会、埃塞俄比亚正教会等，被认为是“非正统”教会的教堂。代表了基督教在非洲、中东甚至亚洲的古老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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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极右党魁与移民政策

英国国民党（British National Party, 下称 BNP）党魁 Nick Griffin（尼克·格里芬）今晚出席 BBC 的旗舰政论节目《提问时间》（Question Time），节目在 BBC One 于晚上十点半首播。这一期节目引起广泛关注，原因不难追寻。BNP 作为英国极右翼政党，政策包括仅允许白人加入该党；废除反歧视法，要求在英国的有色人种返乡；禁止移民输入；反对同性恋在公众领域的传播；反对不同种族通婚等，一心想要英国回到从前的“白人不列颠”（White Britain）的时代。而剑桥毕业的 Nick Griffin 本人在担任党魁十年间，更是在英国社会臭名昭著，两次惹上种族官司，对希特勒和大屠杀持含糊态度，还称伊斯兰是“一种邪恶而危险的信仰”（a wicked and vicious faith ）。

因此作为国家公共机构的 BBC，邀请“人民公敌” Nick Griffin 出席这一重量级节目这一举动，成为本周众人指责的焦点。十五日的《卫报》就评论称 BBC 此举将一个“不普通”的政党“普通化”。伦敦前市长肯·利文斯通（Ken Livingston）指责 BBC，称他们要为这一举动引起的一系列后果承担“道德责任”。而穆斯林团体和反歧视团体都对这一决定表示愤慨和反对。最终，BBC 还是坚持自己肩负“责任”，维持决定。节目傍晚在西伦敦 BBC 电视中心外上千人的抗议中如期录制。

从节目伊始的嘘声开始，针对 Nick Griffin 和 BNP 的攻势就没有停止过。争论点包括 BNP 宣称丘吉尔如果在世会是自己的党员是否有理；Nick Griffin 本人对大屠杀的言论，和3K党的首领在一起的讲话，他对伊斯兰教的评论 。激动的黑人观众抨击 Griffin 称他“令人恶心”，又有印度、犹太裔和同性恋观众发言（Griffin 说到同性恋公开亲吻令人生厌，观众反击他与同性恋间的厌恶感是相互的）。Giffin 本人面对众多自己曾经的言论称：“我没办法解释当时为什么说那些话。”，但就反复称自己“不是纳粹”。论坛上的嘉宾来自英国主要政党，包括工党议员兼司法大臣 Jack Straw（杰克·斯特劳）以及来自保守党和自由民主党的代表。

来自其他党的嘉宾们与观众一起抨击 Griffin 的反种族言论固然火热，但当有观众提问“ BNP 的成功（去年在欧洲议会破天荒地获得两个席位）是否与工党政府失败的移民政策有关”时，现场一致对“外”的气氛顿时消失，政治勾心斗角重回舞台。三个主要党的代表互相攻击对方政策的失误，标榜自己的新移民思维，也让 Griffin 可以趁机摆脱窘迫，堂而皇之地宣扬自己的方针。

移民这一议题的尴尬就这样在节目上展露无疑。说起“反种族歧视”、“纳粹大屠杀”这种政治正确的标杆时，每个人都义正严词。但说到了移民，显然不是那么回事儿。英国国民有大量来自印度、巴基斯坦、斯里兰卡的亚裔人和黑人，接近人口的10%，此外英国独树一帜的接受来自欧盟的劳工，带来了大量主要来自东欧的移民，成为近年来英国社会的一个重要变化。而这一批移民趋势令英国人，从白人到有色人种，都感到危机。早期的移民，尽管大多数人都已在英国安家，在英国出生的移民也有了差不多两代，但由于信仰不同（伊斯兰教和印度教），给白人社会带来身份冲击是不可避免的。而新一代移民，更是对传统英国人带来了现实的冲击，他们以便宜的劳工价格攻占了主要的低收入场所，并带来了众多社会和治安的问题。

多文化和国际化固然听起来美好，生怕违反了政治正确的人们也尽量避免惹上种族主义的标签，但外来人口占据家乡在人们心中始终是一个暗暗的伤。正如美国的英语西班牙语“双语化”、庞大的中国移民进入加拿大和澳洲、甚至是中国国内对农民工的态度，都是这种心里的真实反应。如果国际化那么好，而且经济理论证明了人才的完全流动对经济是最有利的，那么各国的政治家对民众言之凿凿地下保证要控制移民的做法显然不符合逻辑，但这一对于移民数量问题的敏感也恰恰是最暗合投票者心理的。

BNP 获得的两个席位都在英格兰北部，不仅爱国（爱英格兰，而不是联合王国）的情绪浓厚，这里也是大批东欧移民抢走英国工人饭碗的地方。今年二月北林肯郡大面积的“英国工作给英国工人”（British Jobs for British Workers）的抗议活动就是由工厂大面积招收东欧工人引起的。现在非欧盟国家和地区的移民政策，尚且可以遵循“以质量为上”的方针，吸引高技术移民。但欧盟国家面对以经济一体化理论为框架的完全开放的方向，显然无可是从。英国的先例摆在眼前，令原本可以舒缓移民走向的其他国家也纷纷谨慎行事，令英国政府更加处于尴尬的境地。长久来看，移民的问题不解决，政策不清晰，看似荒唐的 BNP 就永远有机会赢得选票。而到底怎么看待、怎么解决移民问题，则是当今世界摆在每个政党、社会和每个人心中的一个大问题。

Image: Nick Griffin, monmouthshire-housing.com

笔记：各主要政治科学学派对部分政策概念的看法

Economics of the Welfare State, by N. Barr.

私有财产：只有自由意志主义（libertarian）对于私有财产没有保留的支持。诺齐克（Robert Nozick）的“持有正义”（justice in holdings）理论给予一个人合理得到的财产给予充分支配的自由。对于马克思主义（Marxist）者来说，资源为公共所有，用来在需要时发放。对于自由主义（liberal），包括罗尔斯（Rawls），认为公有或似有仅仅是一个具体的问题，政府可以随意在两者中调配，来达到政策目的。

税收：对于 Nozick 来说，工人缴税即为部分时间是为政府打工，因此税收是“偷窃”，而向工人索取税收则是一种“奴隶”行为。但其他自由意志主义者还是认同税收的意义的，尽管税收影响了自由（liberty）。哈耶克和弗里德曼等新自由意志主义者承认某些税收的合理性，如仅为消除贫困提供温饱，以及有限度的公共产品而征税。

对于集体主义者（collectivist）来说，任何性质的为了公共利益而征税都是合理的。自由主义认为税收是达到政策目的的合理手段，但担心税收在劳动力供应和资产产生上的遏制因素，认为是在社会效率和社会公正中寻找平衡。

再分配：分配公正是各方都能接受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资源都应根据需求集体分配的。主张自然权利的 Nozick 认为专注于权利和应得，财富有个人创造，也应由个人分配，不存在社会分配的问题。其他学派对于这再分配的地位则不确定，因为他们同时注重应得和需要。实用自由意志主义（哈耶克等人）虽然反对累进税，但并不完全反对某种程度的再分配。实用主义者（utilitarians）支持能够促进整体福利的再分配。Rawls 也非平均主义者，他也支持通过再分配提高最弱群体的福利。

公共生产：与税收相似，自由意志主义认同政府为社会提供最有限的公共产品，包括法律、秩序以及私人无法供应的产品。而马克思主义经济体则有政府提供所有的基本商品和服务，向个人随需供应。对自由主义者来说，这是个具体的问题，到底选择公共生产还是私人生产完全由效率而定。

Image: Robert Nozick

笔记：The Return of Depression Economics

The Return of Depression Economics and The Crisis of 2008 by Paul Krugman, 2008

经济衰退通常都是由公众忽然愿意持有货币，而产生流动性陷阱（liquidity trap），而引发的。而解决办法通常可以是印制大量货币。

拉丁美洲危机

拉丁美洲1990年代开始改革，采用了众多发达国家的经济政策，国际媒体和国际投资者欢欣鼓舞。当时的亲美的墨西哥总统萨立纳斯（Carlos Salinas）签署了北美自由贸易协议（NAFTA），并与老布什总统完成了从前的债务清算（Brady deal），乐观的外国投资者在1993年就向墨西哥投资了300亿美金。阿根廷的超级通货膨胀也由新任总统阿方辛（Raúl Alfonsín）推出的一美元兑一比索的货币局制度（currency board），经济出现转机，债务问题也以与墨西哥类似的方式解决。

¶ 拉丁美洲危机的迹象。为何中国可以缓慢贬值货币而不致引起大量热钱？当时有经济学家担心，两国的与美元汇率和通货膨胀程度不成比，担心本国货币估价过高，导致入超达到历史水平和常年的低增长率。随着墨西哥外汇储备的降低，墨西哥政府决定逐步贬值比索。由于贬值额度小，操作有问题，外国投资者对前景大为紧张，四散而逃，随后影响到政府短期债务负担的急升和私有部分的衰退。“龙舌兰效应”（tequila effect）后来导致危机扩散至南美各地。阿根廷的货币局制度也使大量美国收回的贷款变成比索的需求危机，企业深受其害，从而造成全国性挤兑。后来在美国财政部（$500亿）、IMF和世行（$120亿）的通力协助下，这两个国家才获得挽救。危机历时一年半，两国在危机后都出现了迅速的恢复。然而这次幸运的胜利拯救误导了许多人对危机的认识和判断。

日本危机

日本80年代的辉煌背后重重的危机大多被忽视了。问题包括地产和股票泡沫，同时日本的银行，尤其是有财团背景的银行，大肆向外贷款，也激生了泡沫经济。对应泡沫经济，日本央行（Bank of Japan）1990年还是升息，到了91年，房产和股票价格已经显著回落。然而日本的经济问题不限于此。此后十多年的经济增长一直非常缓慢，低于人口增长速度，被称作“增长型衰退”（growth recession）。常年下来导致整个日本，甚至国际学术界都对日本的未来增长持悲观态度。

¶ 二战就是大萧条的公共的赤字消费（public deficit）的例子。另一方面，人为制造通货膨胀，也是解决流动性陷阱的重要方法，通过通胀使人们觉得手中持有的货币在未来会贬值，因此会积极消费。（但是否会激发新一轮的地产和股票泡沫？）

日本陷入的流动性陷阱用大量印制货币已经无法解决，因为信贷市场的常年紧缩。根据凯恩斯的理论，私人消费无法激起的时候，只有靠公共赤字消费来启动。然而日本财务省的数次大型公共支出计划都仍然无法将经济拉上轨道。到1997年，持续增长的人口老化的问题使政府放弃了经济刺激的计划，以建设自己的养老基金，首相桥本龙太郎（Ryutaro Hashimoto）宣布加税，经济却陷入更严重的萧条期。1998年，政府出资5000亿美元投入银行，以缓解信贷紧张，效果不大，直到2003年，日本经济才由中国经济的带动，出现了出口的增长，出现了回暖。

亚洲危机

¶ 投资者对一个地区的 stereotype 经常成为危机传染的原因，比如投资者分不清墨西哥和阿根廷的区别，也觉得泰国和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的区别不大，对一国的信心丧失意味着整个地区遭殃。

1990年代初开始，国际投资开始重新注意第三世界国家，投往东南亚的资金开始增多，主要来自日本和欧洲。亚洲小国家的经济开始发展，然而仍然是信贷问题为危机埋下伏笔。这些国家的很多国际信贷机构都来自与政府官员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因此借贷的质量都不高。1996年开始，国外开始收缩对亚洲的信贷供应，于是央行们如泰国央行，开始售卖囤积的外汇储备，以换取本国货币不贬值。经济此时已经转差，而售卖储备也并非没有尽头，泰国政府在升息和让货币自由浮动两个选项上犹豫不决，市场预期到泰铢会贬值，也开始疯狂卖掉泰铢。到了1997年7月2日，泰国政府决定放弃维持汇率。然而泰铢狂跌50％还是超出了市场预期。市场信心崩塌－货币贬值、利率上升、经济危机－家庭和企业产生金融困难，这一恶性循环不断上演。对整个亚洲经济信心的丧失，也使危机扩展到邻国甚至韩国。

总结这次危机，日元和人民币的贬值直接造成了东南亚国家的出口困境。马哈蒂尔对于索罗斯（George Soros）阴谋论的指控也站不住脚。真正的原因在于这些国家的自由市场经济使自己的在不断自我膨胀的市场恐慌面前过于脆弱。阿根廷在2002年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再次经历了严重的恐慌和危机。

危机处理

¶ 华盛顿和 IMF 的标准做法竟然基于初级心理学，而这样做的危害华盛顿却并没有解决方法，只能听天由命。

危机发生时产生的货币贬值和市场恐慌，尽管凯恩斯经济的标准做法是降低利率，放手汇率，加大政府开支以刺激经济，但政府却往往按相反的方向行事：提高利率，捍卫货币、缩减开支，这样做虽然不符合经济学原理，但却能够提升市场信心，以从心理层面挽救市场。

诺贝尔经济学获奖理论

2008: Paul Krugman

以“新贸易理论”（New trade thoery）和“新经济地理”（New economic geography）获奖。旧的贸易理论指出不同国家和地区通过自己的相对优势，生产和出口产品，从别的国家进口产品，于是贸易出现。但很多时候，某些产品在某一国生产而不在其他国家生产（比如大型客机），则完全是历史原因，而非经济原因。而气候、经济模式类似的国家之间的贸易也比想象中大很多，甚至比跟原材料国家的贸易还要大。旧的贸易理论认为生产元素转移（factor mobility）可以最终代替贸易，比如当地生产，避免长途运输。另一方面，集中生产却也有可能产生巨大的规模效应，降低节省运输成本的优势。很多时候工业集中生产地的选择完全是随机的，而一旦产生之后的中心拉动力（centripetal forces）则会将越来越多的企业拉进来。

• Scale Economies, Product Differentiation, and the Pattern of Trade by Paul Krugman, 1980
• Increasing Returns and Economic Geography by Paul Krugman, 1991

Image: Paul Krugman, nytimes.com

关于最低工资变化的影响

Who Is Affected by a Higher Minimum Wage?, New York Times

中央政府规定的最低工资（minimum wage）根据不同地区法律会有不同的影响。美国各州法例规定的最低工资不同，州最低工资比联邦最低工资高的州有19个。受益人群占总劳工的很少一部分，美国的比例是4%。

一小部领最低工资的工人直接受惠，美国这个数字是280万。而160万人会由于企业想保持原本的薪酬结构所产生的“溢出效应”（spillover effect）而间接得到提薪。“波浪效应”（ripple effect）使其他企业出于保持吸引人才的竞争力的原因，跟着某企业加薪。另外最低工资变高可能也会使企业将成本转嫁给消费者，从而产生全面价格和薪酬的提升。

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的数据，通常领最低工资的人有一半是25岁以下的青年人。这些人的种族背景差别不大。学历不及高中的人群中5%领最低工资，高中文凭中3%的人领最低工资，2%的大学学历者也在领最低工资。而领最低工资的行业70%都是服务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