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族灭绝与种群多样性

著名的哲学类 Podcast Philosophy Bites 去年12月29日邀请了伦敦政经学院（LSE）的 Chandran Kukathas 来谈“种族灭绝”的哲学问题。1948年联合国通过的《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规定，符合如下任何一条即犯种族灭绝罪，应受相应惩罚：

• 蓄意全部或局部消灭一民族、人种、种族或宗教团体，包括杀害该团体的成员；
• 致使该团体的成员在身体上或精神上遭受严重伤害；
• 故意使该团体处于某种生活状况下，以毁灭其全部或局部的生命；
• 强制施行办法，意图防止该团体内的生育；
• 强迫转移该团体的儿童至另一团体；

该公约的促成，主要是基于二战时期纳粹对于犹太人的种族灭绝活动，之前的例子还有一战时期奥斯曼帝国对亚美尼亚种族的大屠杀。公约对于这种罪行的定义方法，表现出种族灭绝特比一般屠杀更加恶劣的性质——对象是一个种族，而非个体。历经二战的波兰籍犹太律师 Raphael Lemkin 是公约的主要起草人。尽管几经协商后定稿的公约对于种族灭绝的定义相对狭义，而 Lemkin 当时坚持的种族灭绝定义却包含的范围更广，即不一定非要通过屠杀，只要是意图将一个种族长期消灭的行为都可以定义为种族灭绝，包括对原有政治社会体系的破坏、对语言、文化、自我认知的消灭等等，都可以被定义为种族灭绝。

与一切广义的定义一样，这样定义种族灭绝会使各国政府都面临尴尬。中国政府长期以来对于自己将西藏原有农奴制度的推翻颇感自豪，因其是一个真正“解放”人民的实例。1978年以来对于西藏种种的政策，包括推广普通话、兴建铁路、开放经济交流和旅游，都进一步使西藏和内陆的联系加强，与此同时西藏经济也增长了15.8倍（按官方 GDP）。于是政府乐此不疲地宣传政绩，然而却不知已将种族灭绝的指责惹上身。西藏作为一个特有的种族文化陷入危险，即便情况还没有紧急到消亡边缘，但仍然是各方争议的焦点。这一危险包括汉族人口的激增，藏语面临的危机（尽管相对其他方言较轻），以及包括达赖喇嘛的缺失等带来的宗教的变化。

当然不仅仅是西藏，许多其他国家都面临相同的难题。发达国家近年来“痛改前非”，比如英国设立苏格兰议会，以及澳大利亚向土著居民道歉，等等，都是政府开始尊重少数民族的例子。然而事情远非那么简单。Podcast 中，Kutathas 提到关于种群的两个概念——“Collective Conception”，即种群本身会给其成员带来某种程度上的好处，因此成员利益和种群本身的利益是一体的；另一个是“Corporate Conception”，即该种群本身的存在对其成员可能缺乏意义，但对整个世界有好处，因此成员利益和种群利益时常会冲突。在第二种情况下，成员可能会因为个人利益离开种群（比如离开部落，到大城市工作），这样会逐渐导致种群的消失。

个人主义者会提倡这一种做法，因为这尊重了个体的意愿，种群多样性并不在他们的考虑范围之内。而集体主义者（姑且这么叫）则会倾向保护种群多样性。这很像保护稀有动物的情况，有些稀有动物的灭绝是由人类过度捕杀或活动造成的——如同种族灭绝，理应得到禁止；但有些稀有动物则是在顺应自然发展变化中自然灭绝的，如果人为地保护该物种，反而成了违背自然的举动，况且现实中很难判断到底哪一种物种灭亡是人为，哪一种是自然的。

谈回种族灭绝，倘若政府提供良好的条件和服务，少数种群自愿离弃种群，那么政府是否是广义的种族灭绝呢？还是政府应该刻意保护种群，人为保持种群的传统和文化，牺牲居民生活水平，以保持多样性来作为自己的政策原则呢，那么谁又会自愿被牺牲呢？似乎人为追求种族多样性本身就是不合规律的，就像在动物园里人为圈养着一些恐龙，安抚自己没有破坏环境一样荒谬。因此，追求种族多样性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成了一个“多数人暴政”的例子，少数人的自由意志会因多数人的意愿被牺牲，比如藏人就没有理由为了外面世界对“孤立异域”的憧憬而杜绝现代化的生活方式。

这里并非承认政府有权力刻意强迫消灭一个种群，如《最后一课》法国儿童被迫学习德语，即使没有屠杀，也理应被视为种族灭绝。而倘若一个种群因为成员的个体意愿而发生变化，与从前的传统越走越远，人们也没有必要慨叹种群消亡，只不过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