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见王丹
昨晚在剑桥大学见到二十年前的风云人物王丹，之前只是在影像中见过。朋友们大多是想要一睹80年代理想主义青年的风采才赶往的，到场大约百余人，多数是华人，也有中文流利的白人学生和研究者。一袭黑装的王表现的出奇的平静和诚恳，简述了事件的经过和自己的总结与反思。对于学生的盲从，王直言不讳：“学生运动是很好组织的，举个大旗大家就跟起来了。”后来学生的绝食行为，从北大报名团的三百余人，到最后在广场上的三千余人，以及围观的人群不断增多，都出乎王的意料。王分析说所谓“广场综合症”所起的作用，如同文革场面一样，没有在场的人能够不受感染，王自己也或多或少的受到影响，场面才愈发不可收拾。对于军队的介入，他直言是政府的错，声称军队当时从人民大会堂的密道出来，军方已经可以占据广场，因此完全没有长安街上屠杀的必要，因此王总结事件功过的八个字是：“政府有罪，学生有错。”无论学生做什么错事，杀人总是底线，杀了人之后的事件性质就完全变了。
王谈到整个事件的负面影响，首当其冲就是“死人了”，据他说是当年完全没有预料到的，他们最初的估计最坏是文革时期游行发生的大棒赶人和抬出会场，动用荷枪实弹没有这样的先例。死亡人数到现在众说纷纭，王提到一个细节称北京红十字会曾经在调查北京各医院后发布公告说，事件死亡人数为两千余人，国际媒体聚焦的同时，红十字会的班子也在次日全部替换，新班子否认公告。第二点负面影响是中国的政治改革从此停滞不前。王声称尽管陈云和李鹏的保守派当年力量很大，但胡和赵的政治改革意图已经十分明显，社会舆论也开始积极讨论，但事件之后再不敢将民主化摆上讲台。第三个负面影响是国际社会在短暂制裁之后，对于中国的评价从此出现了经济为中心的方向，对于政治和人权改革有消极影响。
有学生问到年轻一代表现的自信与能干是否意味着超越当年理想主义一代，王断然否认，知识分子从来都是用来“挑刺儿”的，如果没有反对意见的知识分子只能说是沦落的一代，包括当代知识分子的“犬儒化”和整个社会道德标准每况愈下，都是这一问题的表征。王坦言自己在“做过两次牢”后已经太累，没有经历再发起类似的运动。对于爱国主义，讲到年轻人要把爱国与爱党分开，称自己是爱国反党。王说他们理想主义的一代坚信自己与党和政府是自己的“亲妈”，戏称学运本是一次“集体大撒娇”，只有到事件结束后，他们以及整个社会才逐渐脱离所谓“政治集体化”的概念，把自己与国家，国家与政党，慢慢区分开来。对于中国下次的变革，王坦言希望像台湾一样平和过度，降低社会成本。但现状是“领导集团的高度团结”，即政治保守主义经济自由主义，使得自上而下变革变得不切实际，因此他预言某次经济危机过后的社会危机可能会成为新的契机。
二十年来，王变得更反省、更坦诚，当年纯真的理想主义也丧失的差不多了，取而代之的是西方评论家似的理性和老辣。经过了监狱和哈佛，他对于自己的坚持有了更确凿的把握，对于政府和社会有了更深的了解，于是现在的状况是：紧握真理，hoping for the best。这也是每一个丧失了理想主义的人为理性、甚至生存所付出的代价，但倘若王仍然像缺乏理性的人士一样用文革似地方式疯狂谩骂和攻击，做彻底的“海外民运分子”，我倒真是会对此失望。每个人当然都乐于听到年轻一代变得成熟和有信心，但倘若所谓的成熟和信心仅仅表现在能够在现有体制內左右逢源、生活滋润，避开社会的不公与体制的荒谬，那么比起逝去的理想主义一代绝对是社会的悲哀。但倘若所谓的成熟和信心也包含了对真理的理解和确信、对国家的关注和关心和对社会真正的怜悯与责任，同时能够把握理想，理性地追求真理，也许才能真正抚慰20年前为理想而奋斗的亡灵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