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基督教简史（三）

本文根据 BBC 纪录片《基督教史》（A History of Christianity）整理而成，此片由牛津大学教授 Diarmaid MacCulloch 教授出演，根据他的2009年出版的同名著作改编。

本篇讲述东正教的故事。1045年7月16日，君士坦丁堡的智慧教堂（Church of Wisdom），正在举行一场宗教仪式，忽然教皇的代表冲进来，将一纸文件递上，宣布教皇开除君士坦丁堡牧首（Patriarch）教籍。作为回应，牧首也将教皇逐出教会，东西教会正式分裂（The Great Schism），并延续至今。

君士坦丁堡由君士坦丁一世在原希腊旧城拜占庭的遗址上兴建，试图建立新的基督教中心。公元五世纪，查士丁尼一世（Justinian I）和狄奥多拉皇后（Theodora）建立了拜占庭帝国，两人出身很低，但上位之后一直想要重新夺回基督教帝国的领土。新帝国国教为东方基督教，主教堂为圣索菲亚大教堂（The Holy Wisdom，Hagia Sophia）。西方基督教崇尚“原罪”，分裂了上帝与人；但东方基督教告诉信徒上帝与人可以会面，甚至结合。

古希腊将圣人全部雕刻下来，而犹太教义则禁止雕刻圣人。因此深受希腊影响的东方基督教将基督的形象平面化，用绘画、马赛克等来呈现，后来圣像（Icon）成为东正教重要的一个特点。尽管从七世纪开始，由于伊斯兰的不断扩张（占领了 Antioch、大马士革和耶路撒冷），伊斯兰“不能绘制神像”的概念也一直影响拜占庭帝国，于是国王 Leo III 要求去除所有的圣像（Iconoclasm），以重新赢得上帝的垂青。当时绘制和膜拜圣像会引致折磨甚至死亡，但这些禁令还是引起了整个帝国的反对。后来直到狄奥多拉皇后时代，才停止了消灭圣像。

查理曼一世上位后，开始在西方和拜占庭之前传播西方基督教。拜占庭帝国也不落后，两者还是争夺这一片地区。在这里，教士 Cyril 和 Methodius 拒绝两方的影响，甚至拒绝使用希腊语和拉丁语，两人创造了西里尔字母（Cyrillic alphabet），后来在东欧和俄国等地广泛使用。虽然这一举动后来影响东方基督教开始融合其他文化，得以生存，但与西方基督教的隔阂也越来越深。大约1000年时，拜占庭的东方基督教开始使用两头鹰的标志，两头分别指向东西、意味着分裂。

拉丁词 Filioque，意为“和儿子”，成为东西基督教理论上的争论焦点：到底上帝之子是否拥有和上帝一样的神性。上文1045年的戏剧性一幕尽管当时看来只是激动的一个小争论，然而这一争论1000年后的今天也没有解决。1045年后的200年，伊斯兰军事威力更加强大，东方基督教被迫向罗马寻求帮助。然而教皇送来的十字军并没有保护东方基督教，反而开始攻击君士坦丁堡。1204年，君士坦丁堡于是被天主教军队，而非穆斯林军队攻下。从此东西方教会关系再无法修复。君士坦丁堡帝国随后陨落，大部分土地被穆斯林占领，圣索菲亚大教堂也被改为清真寺。

当时教士 Cyril 和 Methodius 在摩拉维亚（Moravia，今捷克）建立的东方基督教，现在成为关键的生路，一路向北扩张，从基辅、莫斯科一直到西伯利亚。教士们只身走向这些地区孤单零星的社区和家庭，逐渐使东正教成为人民的宗教。与此同时，俄国皇室也开始利用东正教的扩张来加强自己的控制。俄国王子迎娶了拜占庭后来的公主，采用了双头鹰的徽章，并称自己为“沙皇”（Tsar，俄文“凯撒”之意）。

俄国的东正教开始有了自己的特点：“洋葱型”的教堂顶端（有说该设计避免积雪，也有说该设计参考了耶路撒冷的教堂设计）。位于莫斯科红场上的，臭名昭著的伊凡四世（Ivan the Terrible）建立的华西里·柏拉仁诺教堂（Saint Basil’s Cathedral）就是最著名的一个。

然而在俄国，东方基督教却面临谁上帝之子的问题，是莫斯科牧首还是沙皇。彼得大帝（Peter the Great）决定应该是沙皇，因此后来的200年的日子里，俄国东正教没有牧首，而是由政府的官员来管理教会。但无论如何，东正教仍然在这些地区不断发展而壮大。

Image: Abstract of Christ the Saviour (Pantokrator), a 6th-century encaustic icon from Saint Catherine’s Monastery

笔记：基督教简史（二）

Purgatory, Abstract from a painting of ‘Les Très Riches Heures du duc de Berry‘

本文根据 BBC 纪录片《基督教史》（A History of Christianity）整理而成，此片由牛津大学教授 Diarmaid MacCulloch 教授出演，根据他的2009年出版的同名著作改编。

本篇讲述天主教的故事，罗马从屠杀基督教徒的中心成为基督教的中心的故事。在罗马人公元70年摧毁耶路撒冷城后，保罗（Paul）逃难到罗马，后来被罗马人杀害。罗马的圣塞巴斯弟盎大殿（San Sebastiano fuori le mura）是当时基督徒的避难所，也是当时保罗的藏身之地。此处同时是保罗和彼得（Peter）的墓地所在。当时认为保罗和彼得在地位上是平等的，而非后来认为的彼得在保罗之上。

当时基督教在罗马城外聚集，并悄悄建造教堂。三世纪，罗马的经济和社会危机再次使基督教成为众矢之的，教堂被焚毁，基督徒被迫信仰其他教（pagan religions），否则将被屠杀。四十几早期，罗马再次陷入分裂的政治危机。后来君士坦丁一世上位后决定统一整个帝国，宣布基督教为国教，并将首都从罗马迁至君士坦丁堡（伊斯坦布尔）。基督称要在石头上建立教堂（Matthew 16:18-20），而基督给彼得的昵称就是“石头”（Pétros），因此君士坦丁一世决定以彼得为中心重新建立圣彼得教堂(The Papal Basilica of Saint Peter)，保罗则失去地位。尽管保罗是建议将基督教在犹太人外部传播的开始。

彼得的地位在后来被更加巩固。四世纪晚期，罗马主教 Damasus 一世宣各罗马主教是圣彼得的“不间断”的延续，将罗马主教这一职位逐渐和基督、上帝联系起来，迎合了当时帝国宗教的需要。此时 Damasus 积极让罗马基督教向罗马的贵族和上流延伸。而来自北非的圣奥古斯丁（Augustine of Hippo）被誉为西方神学之父，是他创立了亚当、夏娃和“原罪”论，即所有人生来就继承了亚当和夏娃背叛上帝的“原罪”，人们逃不了进地域的宿命，“性”尤其受到谴责。

五世纪，罗马帝国覆灭，黑暗时代（Dark Ages）开始。然而基督教并没有因此覆灭。一部分帝国基督教徒往东，在拜占庭建立中心，后来成为东正教（Orthodox），后来在巴尔干半岛和俄罗斯发展。而另一派决定与罗马帝国的新统治者结盟，这与当时 Damasus 决定与上流社会结缘有很大关系。新的教廷权力扩大后，扩张性十足，在英国等地开始传教。

居住在偏远小岛的爱尔兰教士此时开始出版指导刊物，详细列出罪和惩罚的对应，告解也从此出现。但告解的属性仍然争议很大，后来也成为16世纪宗教改革的核心议题。

公元八世纪，教皇 Leo III 帮助建立神圣罗马帝国，在圣彼得教堂加冕查理曼大帝（Charlemagne）。教皇和国家元首的斗争从此没有停止过。十一世纪，教皇 Gregory VII 开始试图从上流社会转移，操纵普通民众的精神世界。于是宣布所有的神职人员都要独身，加强管理，建立了庞大的官僚机构。这种绝对主义也为后来的改革以后买下伏笔。

后来，炼狱（Purgatory）的概念被教廷提出，使人们意识到在现世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在十一世纪变得非常流行。1095年，随着伊斯兰的扩张，教廷开始了第一次的十字军远征。当时教廷称参加十字军远征就可以获得拯救，升入天堂。但十字军远征也从伊斯兰世界带来了大学等高等教育的制度。

教皇 Innocent III 加强了天主徒的教规，在弥撒中加入了基督化体（transubstantiation）的程序，即面包和酒象征了基督的身体和血。同时也发明了荒唐失公的宗教裁决（Inquisiation）制度。而意大利教士 Francis of Assisi 主张宗教回归普通人，崇尚自然，他创造了圣诞日经典的马厩和基督在饲料槽出生的场景，使天主教越发平易近人。

笔记：基督教简史（一）

本文根据 BBC 纪录片《基督教史》（A History of Christianity）整理而成，此片由牛津大学教授 Diarmaid MacCulloch 教授出演，根据他的2009年出版的同名著作改编。

传统认为，早期的基督教由基督的兄弟雅各（James）领导的犹太人教会开始。后来保罗（Paul）主张将基督教传播给非犹太人（Gentiles），从此改变了整个西方世界。然而事实要更复杂一些。

位于耶路撒冷旧城的圣墓教堂（Church of the Holy Sepulchre）相传是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和下葬的地方，也有信徒相信耶稣在此复生。这个基督教圣地的教堂里面，最有影响里的是希腊正教会礼拜堂和天主教礼拜堂。此处也有古老的埃及科普特正教会（Egypt Coptic Orthodox Church）、叙利亚正教会、埃塞俄比亚正教会等，被认为是“非正统”教会的教堂。代表了基督教在非洲、中东甚至亚洲的古老传统。

公元70年，犹太人与罗马人产生冲突，耶路撒冷沦陷（西墙称为唯一的遗迹），犹太人于是被逼出耶路撒冷。基督教在此面临抉择，向东或向西。彼得（Peter）带领教会逃亡东方。Edessa 城（今土耳其）是当时的重要交通要道，这里的国王信仰基督，比罗马早100年地在此将基督教作为国教，成为基督教从此与国家联盟的开始。今天只有很少人还信仰 Edessa 基督教，但教会音乐起源于此。

罗马皇帝君士坦丁一世停止了对基督徒的迫害和国家分裂，在四世纪首次承认基督教为罗马帝国国教，教会也由此建立。但东方教会并不喜欢罗马基督教对富人的倾斜。于是在叙利亚的东方教会的带领下，开始回归基督的教诲，创建了艰苦修道生活。以 St Simeon 为首的隐居教士开始尝试用惩罚自己的方式接近上帝，他们拒绝世俗的诱惑，创建了最早的修道院。

罗马帝国对基督教的承认并没有带来和平，反而带来了更严重的分裂。君士坦丁一世建立了四个基督教重地：Antioch（东方教会）、Alexandria（埃及）、罗马和新城君士坦丁堡（今伊斯坦布尔）。在君士坦丁堡，对于基督如何和神成为一体的讨论升级。埃及的 Arius 指出，上帝无法分割，基督和上帝不应为一体。但 Arius 的理论对于耶稣复活拯救众生这一理论并不吻合，并且会分裂国家和教会，因此同时被教会和国王谴责。

君士坦丁一世因此在四世纪召开第一次尼西亚公会议（Council of Nicea），在这里确定了基督和上帝的同质性（homoousios），圣父、圣子、圣灵三者合一（Trinity）。此时基督仍然是凡人，因此有神人两重性。公元五世纪，君士坦丁堡主教聂斯脱利（Nestorius）上任，主张基督二性连接说；而埃及亚历山大宗主教 Cyril of Alexandria 则反对这一说法，提出二性分离说。451年，卡尔西顿公会议（Council of Chalcedon）召开，在两者中取得妥协，达成协议称：

基督的神人二性不相混乱，不相交换，不能分开，不能离散。

但两方并没有融合，基督教第一次产生分裂。东方教会拒绝帝国的信仰，东西方教会由此分道扬镳。西方教会此时仅集中在地中海地区。没有国家支持的东方教会也在新的环境和压力下发生了变化。

叙利亚成为东方基督教的中心，是现在叙利亚正教会的前身。该教会强调宗教的神秘性和符号和象征主义，重视手势和仪式，宣称自己与原始基督教更加正确和贴近（语言也是耶稣自己用的古叙利亚语）。这里的神学者通常从事诗人、画师等职业，而非西方的哲学。

于此同时，伊斯兰开始扩张到北非、西班牙，甚至圣城耶路撒冷。两个宗教在东方互相影响，伊斯兰教从基督教借鉴了祈祷的仪式和方法，也聘请基督徒翻译古希腊的科学和哲学经典。东方基督教也在七世纪扩展到中国唐朝，当时称“大秦景教”，“大秦”意为西方帝国，“景”为光明之意。

Image: Abstract of Anonymous Nestorius portrait

再见王丹

昨晚在剑桥大学见到二十年前的风云人物王丹，之前只是在影像中见过。朋友们大多是想要一睹80年代理想主义青年的风采才赶往的，到场大约百余人，多数是华人，也有中文流利的白人学生和研究者。一袭黑装的王表现的出奇的平静和诚恳，简述了事件的经过和自己的总结与反思。对于学生的盲从，王直言不讳：“学生运动是很好组织的，举个大旗大家就跟起来了。”后来学生的绝食行为，从北大报名团的三百余人，到最后在广场上的三千余人，以及围观的人群不断增多，都出乎王的意料。王分析说所谓“广场综合症”所起的作用，如同文革场面一样，没有在场的人能够不受感染，王自己也或多或少的受到影响，场面才愈发不可收拾。对于军队的介入，他直言是政府的错，声称军队当时从人民大会堂的密道出来，军方已经可以占据广场，因此完全没有长安街上屠杀的必要，因此王总结事件功过的八个字是：“政府有罪，学生有错。”无论学生做什么错事，杀人总是底线，杀了人之后的事件性质就完全变了。

¶ 报道称当时的报告是死亡2600—2700人，这一数字比西方机构估计的少，但多于近年来传出来的727人。

王谈到整个事件的负面影响，首当其冲就是“死人了”，据他说是当年完全没有预料到的，他们最初的估计最坏是文革时期游行发生的大棒赶人和抬出会场，动用荷枪实弹没有这样的先例。死亡人数到现在众说纷纭，王提到一个细节称北京红十字会曾经在调查北京各医院后发布公告说，事件死亡人数为两千余人，国际媒体聚焦的同时，红十字会的班子也在次日全部替换，新班子否认公告。第二点负面影响是中国的政治改革从此停滞不前。王声称尽管陈云和李鹏的保守派当年力量很大，但胡和赵的政治改革意图已经十分明显，社会舆论也开始积极讨论，但事件之后再不敢将民主化摆上讲台。第三个负面影响是国际社会在短暂制裁之后，对于中国的评价从此出现了经济为中心的方向，对于政治和人权改革有消极影响。

有学生问到年轻一代表现的自信与能干是否意味着超越当年理想主义一代，王断然否认，知识分子从来都是用来“挑刺儿”的，如果没有反对意见的知识分子只能说是沦落的一代，包括当代知识分子的“犬儒化”和整个社会道德标准每况愈下，都是这一问题的表征。王坦言自己在“做过两次牢”后已经太累，没有经历再发起类似的运动。对于爱国主义，讲到年轻人要把爱国与爱党分开，称自己是爱国反党。王说他们理想主义的一代坚信自己与党和政府是自己的“亲妈”，戏称学运本是一次“集体大撒娇”，只有到事件结束后，他们以及整个社会才逐渐脱离所谓“政治集体化”的概念，把自己与国家，国家与政党，慢慢区分开来。对于中国下次的变革，王坦言希望像台湾一样平和过度，降低社会成本。但现状是“领导集团的高度团结”，即政治保守主义经济自由主义，使得自上而下变革变得不切实际，因此他预言某次经济危机过后的社会危机可能会成为新的契机。

二十年来，王变得更反省、更坦诚，当年纯真的理想主义也丧失的差不多了，取而代之的是西方评论家似的理性和老辣。经过了监狱和哈佛，他对于自己的坚持有了更确凿的把握，对于政府和社会有了更深的了解，于是现在的状况是：紧握真理，hoping for the best。这也是每一个丧失了理想主义的人为理性、甚至生存所付出的代价，但倘若王仍然像缺乏理性的人士一样用文革似地方式疯狂谩骂和攻击，做彻底的“海外民运分子”，我倒真是会对此失望。每个人当然都乐于听到年轻一代变得成熟和有信心，但倘若所谓的成熟和信心仅仅表现在能够在现有体制內左右逢源、生活滋润，避开社会的不公与体制的荒谬，那么比起逝去的理想主义一代绝对是社会的悲哀。但倘若所谓的成熟和信心也包含了对真理的理解和确信、对国家的关注和关心和对社会真正的怜悯与责任，同时能够把握理想，理性地追求真理，也许才能真正抚慰20年前为理想而奋斗的亡灵们。

九日女王 Jane Grey

Le Supplice de Jeanne Grey by Paul Delaroche, 1833

英国“九日女王” 简·格雷（Jane Grey），1553年7月10日到19日在位，父亲是多塞特侯爵（Marquess of Dorset）亨利·格雷（Henry Grey）。简的继承权，由母亲弗郎西丝·格雷（Frances Grey）而来，她是都铎王朝第一个国王亨利七世的外孙女。这个时候亨利八世留下的宗教争议仍然没有定论，清教徒和天主教即使在皇室内部也分歧很大。贵族们怕亨利八世身为天主教徒的长女玛丽·都铎（Mary Tudor）复辟回归罗马教廷，于是推举清教徒简继承王位。

此时亨利八世长女玛丽的命运似乎得到了补偿，她的母亲凯瑟琳皇后（Catherine of Aragon）的悲剧命运和她在母亲死后收到继母安妮皇后（Anne Boleyn）的种种欺压赢得了众多同情，让她继位成为了人民的呼声。于是在简登基九天后，她就得到了足够的支持，率军进入伦敦。很快简被迫放弃王位，玛丽上台成为玛丽一世（Mary I），上任之后就积极回归天主教。简与父亲和丈夫此时被囚禁在伦敦塔（Tower o London）。玛丽原本想要留住简的性命，却遇到1554年又一轮的造反，恐怕简的存在仍然是个威胁，于是在劝说简皈依天主教无果的情况下，以叛国罪下令处死简。1554年2月12日，简时年16岁。

佚名著《Chronicle of Queen Jane and of Two Years of Queen Mary》一书描述当时情景时写到：

……然后她跪下来，说：“你要把我的眼罩先拿下来吗？”“不，夫人。”刽子手答。她把绑在眼睛上的手帕又紧了紧，想要摸到断头台，问到：“我要怎么做？台子在哪儿？”旁边候着的人随即领她到台前。她俯下身把头放在台上，前倾了一下身体，说：“主啊，我现在把灵魂交给你了。”

简在白塔外的空场前（与画不同）结束了生命，一刀。这比起简的表姐伊丽莎白一世（Elizabeth I）在处死苏格兰女王玛丽（Mary Queen of Scotland）时砍下的三刀，也许已经算幸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