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一月八日

近来读 Nicholas Phillipson 的《Adam Smith: An Enlightened Life》，读了大约一半。

Smith 的学生时代，尤其是在牛津时代的记录空白显然使作者十分为难。但 Phillipson 选取的 enlightenment 的时代和文化角度使得作者可以花费大量篇幅讲述18世纪初苏格兰和英格兰精英们的研究和想法，以及 Smith 如何 “must have been” 读过、见过、被影响过。这 “must have been”是多少无奈的 biographer 的 last resort。

十八世纪初的牛津绝非胜地，图书馆资源窘迫（由于 Bodleian 等都不给普通学士开放），教师慵懒，课程落后，宗教气氛保守，政治干涉严重，牛津人不免叫苦不迭。然而当时学生也是要求颇多，要 progressive，不能 remedial，还不能 pedantic。想今天的学生一心扑庸俗，绝少有人提教学质量的问题，不免感叹世风日下。

当时的大学学生都是士绅，毕业后进教会，进政府或者教书，因此学的主要是哲学和伦理。还有一些修辞学，政府，和 jurisprudence。特别幸运的和感兴趣的可以学一些阿基米德几何和牛顿物理，教书的都是牛顿自己的高徒们，没有高深的应用科学和不靠谱的社会科学。这种大学实在令人羡慕不已。

笔记：Imagined Communities

Imagined Communities, by Benedict Anderson (2006). Under progress.

《Imagined Communities》是一本民族主义的形成和发展的经典著作，作者是 Cornell 国际研究教授。手上是2006年第二版。本文约为各章总结。

民族（nation）是一个“想象出来”的“群体”。在“民族”这个概念形成之前，人类通过其他的渠道看待和巩固个人与群体间的关系。第一是通过一种书写语言来得到存在的真理（如拉丁文、阿拉伯文和中文），通过这些语言人类形成了一些洲际的群体概念，如基督教王国（Christendom）、伊斯兰社会（Ummah）和中国（Middle Kingdom）等。第二是人民是自然聚集于某种权威下的思维，这种权威通常包含某种宇宙性或神性，如宗教的神或国王等。第三是当时时间概念的模糊，历史与宇宙区分不明。三者合力组成了当时的人类对天命、存在的意义的寄托。由于中世纪后，首先从西欧开始的，经济结构的变化，社会和科学的发展，交流的便利，逐渐使三个古老的概念及其相互关系土崩瓦解，人类社会此时极力需要寻找一个新的群体组成的概念。

¶ 尽管方言众多，但中国中原相对而言，并没有产生与汉字形成鲜明对抗的书写型方言，也注定了后来并没有产生多“民族”的问题。

从十六世纪开始，资本主义与印刷术的结合开始对群体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资本主义的逐利性使得印刷商们不再满足于印刷和发行拉丁文的书籍，他们开始更加希望吸引各国非精英的一般读者群，于是开始大肆印刷和发行本地语言（vernaculars）的书籍，如德文、英文、意大利文等。由此各欧洲国家由于共同的语言开始产生了各自的“民族概念”。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由民间推动的，自我发展的民族概念后来被现代的国家及其所利用，以统一语言为目的，达到控制不同群落的关系，包括苏联和中国的民族政策。

关于统一书写语言形成民族有一些特例，比较典型的是西班牙殖民的南美洲，而且南美洲各国更是以欧洲殖民者带领当地土著反抗宗主国尤为特别。传统认为，这一波民族主义兴起与独立的潮流来源于两点。一是来自宗主国的经济压迫，包括限制贸易，高税收等；二是十八世纪末欧洲的启蒙运动和自由主义的思想为反对帝国政权奠定思想基础。然而作者认为，这两者并不足够以完成各民族意识觉醒的任务。

这一任务其实是由当地清教徒公职人员与当地印刷商来完成的。当地克里奥尔人（Creole，出生在美洲的欧洲人后裔）组成的公职人员，受到宗主国的现限制，只能在每个殖民地范围不断迁职，无法进入西班牙等国内的官职阶级。常年下来，比起与祖先欧洲人，反而与当地居民更加有依赖感，而这些人正是后来美洲民族意识的倡导者。另一方面，美洲的印刷商们发明了报纸，报纸的内容根据一个当地“想象”而成的社区新闻作为内容，渠道与当地社区居民深入结合，进一步为民族意识奠定基础。与北美最后形成了一个大民族（美国人）不同，南美各地地理情况复杂（里约热内卢到墨西哥城要比纽约到波士顿困难的多），经济关系相对疏离，最终形成了多个独立民族国家。

美洲民族革命的末期迎来了欧洲的民族革命。欧洲的民族意识来自对其他民族的发现和认同，从欧洲对世界各地文明的不断发现开始，欧洲人开始意识到自己只是很多文明中的一支，自己的语言与其他所有语言一样应该获得同样的重视和地位。于是语言学家们开始挖掘和学术化自己的传统当地语言，文学家们开始将当地语言赋予文学价值，于是捷克语、芬兰语、乌克兰语等小语种开始从村落走上舞台。当地印刷商们也开始提供新规范化方言的读物。当然这一切都开始服务于兴起的中产阶级和商人阶级。随着这个阶层不断走入官场和政坛，这些语言也成为国家官方语言，开始为民族独立埋下基础。

笔记：基督教简史

本文根据 BBC 纪录片《基督教史》（A History of Christianity）整理而成，此片由牛津大学教授 Diarmaid MacCulloch 教授出演，根据他的2009年出版的同名著作改编。

传统认为，早期的基督教由基督的兄弟雅各（James）领导的犹太人教会开始。后来保罗（Paul）主张将基督教传播给非犹太人（Gentiles），从此改变了整个西方世界。然而事实要更复杂一些。

位于耶路撒冷旧城的圣墓教堂（Church of the Holy Sepulchre）相传是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和下葬的地方，也有信徒相信耶稣在此复生。这个基督教圣地的教堂里面，最有影响里的是希腊正教会礼拜堂和天主教礼拜堂。此处也有古老的埃及科普特正教会（Egypt Coptic Orthodox Church）、叙利亚正教会、埃塞俄比亚正教会等，被认为是“非正统”教会的教堂。代表了基督教在非洲、中东甚至亚洲的古老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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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见王丹

昨晚在剑桥大学见到二十年前的风云人物王丹，之前只是在影像中见过。朋友们大多是想要一睹80年代理想主义青年的风采才赶往的，到场大约百余人，多数是华人，也有中文流利的白人学生和研究者。一袭黑装的王表现的出奇的平静和诚恳，简述了事件的经过和自己的总结与反思。对于学生的盲从，王直言不讳：“学生运动是很好组织的，举个大旗大家就跟起来了。”后来学生的绝食行为，从北大报名团的三百余人，到最后在广场上的三千余人，以及围观的人群不断增多，都出乎王的意料。王分析说所谓“广场综合症”所起的作用，如同文革场面一样，没有在场的人能够不受感染，王自己也或多或少的受到影响，场面才愈发不可收拾。对于军队的介入，他直言是政府的错，声称军队当时从人民大会堂的密道出来，军方已经可以占据广场，因此完全没有长安街上屠杀的必要，因此王总结事件功过的八个字是：“政府有罪，学生有错。”无论学生做什么错事，杀人总是底线，杀了人之后的事件性质就完全变了。

¶ 报道称当时的报告是死亡2600—2700人，这一数字比西方机构估计的少，但多于近年来传出来的727人。

王谈到整个事件的负面影响，首当其冲就是“死人了”，据他说是当年完全没有预料到的，他们最初的估计最坏是文革时期游行发生的大棒赶人和抬出会场，动用荷枪实弹没有这样的先例。死亡人数到现在众说纷纭，王提到一个细节称北京红十字会曾经在调查北京各医院后发布公告说，事件死亡人数为两千余人，国际媒体聚焦的同时，红十字会的班子也在次日全部替换，新班子否认公告。第二点负面影响是中国的政治改革从此停滞不前。王声称尽管陈云和李鹏的保守派当年力量很大，但胡和赵的政治改革意图已经十分明显，社会舆论也开始积极讨论，但事件之后再不敢将民主化摆上讲台。第三个负面影响是国际社会在短暂制裁之后，对于中国的评价从此出现了经济为中心的方向，对于政治和人权改革有消极影响。

有学生问到年轻一代表现的自信与能干是否意味着超越当年理想主义一代，王断然否认，知识分子从来都是用来“挑刺儿”的，如果没有反对意见的知识分子只能说是沦落的一代，包括当代知识分子的“犬儒化”和整个社会道德标准每况愈下，都是这一问题的表征。王坦言自己在“做过两次牢”后已经太累，没有经历再发起类似的运动。对于爱国主义，讲到年轻人要把爱国与爱党分开，称自己是爱国反党。王说他们理想主义的一代坚信自己与党和政府是自己的“亲妈”，戏称学运本是一次“集体大撒娇”，只有到事件结束后，他们以及整个社会才逐渐脱离所谓“政治集体化”的概念，把自己与国家，国家与政党，慢慢区分开来。对于中国下次的变革，王坦言希望像台湾一样平和过度，降低社会成本。但现状是“领导集团的高度团结”，即政治保守主义经济自由主义，使得自上而下变革变得不切实际，因此他预言某次经济危机过后的社会危机可能会成为新的契机。

二十年来，王变得更反省、更坦诚，当年纯真的理想主义也丧失的差不多了，取而代之的是西方评论家似的理性和老辣。经过了监狱和哈佛，他对于自己的坚持有了更确凿的把握，对于政府和社会有了更深的了解，于是现在的状况是：紧握真理，hoping for the best。这也是每一个丧失了理想主义的人为理性、甚至生存所付出的代价，但倘若王仍然像缺乏理性的人士一样用文革似地方式疯狂谩骂和攻击，做彻底的“海外民运分子”，我倒真是会对此失望。每个人当然都乐于听到年轻一代变得成熟和有信心，但倘若所谓的成熟和信心仅仅表现在能够在现有体制內左右逢源、生活滋润，避开社会的不公与体制的荒谬，那么比起逝去的理想主义一代绝对是社会的悲哀。但倘若所谓的成熟和信心也包含了对真理的理解和确信、对国家的关注和关心和对社会真正的怜悯与责任，同时能够把握理想，理性地追求真理，也许才能真正抚慰20年前为理想而奋斗的亡灵们。

九日女王 Jane Grey

Le Supplice de Jeanne Grey by Paul Delaroche, 1833

英国“九日女王” 简·格雷（Jane Grey），1553年7月10日到19日在位，父亲是多塞特侯爵（Marquess of Dorset）亨利·格雷（Henry Grey）。简的继承权，由母亲弗郎西丝·格雷（Frances Grey）而来，她是都铎王朝第一个国王亨利七世的外孙女。这个时候亨利八世留下的宗教争议仍然没有定论，清教徒和天主教即使在皇室内部也分歧很大。贵族们怕亨利八世身为天主教徒的长女玛丽·都铎（Mary Tudor）复辟回归罗马教廷，于是推举清教徒简继承王位。

此时亨利八世长女玛丽的命运似乎得到了补偿，她的母亲凯瑟琳皇后（Catherine of Aragon）的悲剧命运和她在母亲死后收到继母安妮皇后（Anne Boleyn）的种种欺压赢得了众多同情，让她继位成为了人民的呼声。于是在简登基九天后，她就得到了足够的支持，率军进入伦敦。很快简被迫放弃王位，玛丽上台成为玛丽一世（Mary I），上任之后就积极回归天主教。简与父亲和丈夫此时被囚禁在伦敦塔（Tower o London）。玛丽原本想要留住简的性命，却遇到1554年又一轮的造反，恐怕简的存在仍然是个威胁，于是在劝说简皈依天主教无果的情况下，以叛国罪下令处死简。1554年2月12日，简时年16岁。

佚名著《Chronicle of Queen Jane and of Two Years of Queen Mary》一书描述当时情景时写到：

……然后她跪下来，说：“你要把我的眼罩先拿下来吗？”“不，夫人。”刽子手答。她把绑在眼睛上的手帕又紧了紧，想要摸到断头台，问到：“我要怎么做？台子在哪儿？”旁边候着的人随即领她到台前。她俯下身把头放在台上，前倾了一下身体，说：“主啊，我现在把灵魂交给你了。”

简在白塔外的空场前（与画不同）结束了生命，一刀。这比起简的表姐伊丽莎白一世（Elizabeth I）在处死苏格兰女王玛丽（Mary Queen of Scotland）时砍下的三刀，也许已经算幸运了。

平装智慧——企鹅经典六十年

走进伦敦查令十字路（Charing Cross Road）的老书店——或是英国任何一间老书店——在“特惠一磅到两磅”的架上，除却一堆乏人问津、冷门厚重的学术或期刊外，若寻着书脊下端的鸟图案准会找到熟悉的名字：狄更斯或奥斯丁、达尔文或马克思。书都是纸制封面，比较旧的版本封面上没有插图，只是干净的蓝色或黑色。充满英国味的 Gill Sans 体端正地写着久仰的书名和作者。下方的鸟图案，细看来是一只企鹅，企鹅两边上书“Penguin Classics”。

《泰晤士报》的文学编辑 Erica Wagner 谈到经典时说：

Why read the classics? Not because they’re good for you. Simply because they’re wonderful.

这套如今在英国随处可见的“企鹅经典”（Penguin Classics）系列丛书，与类似的丛书，如牛津经典（Oxford Classics）等，使普通人接触经典读物的门槛降到极低。这使我们很难想像企鹅经典出现之前的状况：经典只是学者和富人的特权，包装精美而价格甚高。除非手头富裕，否则很难接触到甚至购买。唯一可做的就是在图书馆不断的续借，但若非经典的爱好者，普通人断然不会花这样的心思和力气去尝试。

坚持接触普通人是企鹅出版社（Penguin Books）最初的信念。老板艾伦·雷恩（Allen Lane）在1935年出版社设立之初就决定其方向是“价廉物美，能在火车站、香烟铺和连锁商店买到的当代小说”。他曾经表示：“我们相信，在这个国家里有大批读者喜欢有智慧的低价书，我们也愿意为此付出一切。”由于其色彩设计简单易用——橙色书代表小说，深蓝色书代表传记，绿色书代表悬疑；以及其惊人的价格——六便士，相当于当年一包烟的价钱，使其从1935年夏天第一批企鹅平装书出版（包括阿加莎·克里斯蒂、海明威等的著作）后的十二个月内，能够售出惊人的三百万册。企鹅销量最大的《动物庄园》的作者奥威尔评价说：“企鹅出版的六便士的书具有极高的性价比。”

到了二战后的1946年，对大众教育影响深远的“企鹅经典系列”（Penguin Classics）推出。在老板雷恩拍板下，经典学者 E.V.Rieu 在战时空闲时间推敲完善的荷马史诗《奥德赛》的译本成为该丛书的第一册。Rieu 的《奥德赛》译本很快成为出版社最畅销的出品， 销量超过三百万册，一直到十五年后才被极富争议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 超过（后来才是《动物庄园》）。一般人很难理解为何故事并不新鲜的古希腊史诗可以取得如此之高的销量，用 Rieu 的话说，功劳在于翻译质量和风格：“（该译本）比起其他现存译本，巧妙地避开了艰涩的古语和外国俗语，合乎现代品味。” 他认为，战后的新和平所代表的，是一个更好、更平等的社会。“我希望自己的企鹅版《奥德赛》能够接触大众，将使每个人都有机会接触到经典。经典将不再为少数特权阶级所独有”。

Rieu 后来亲身担当编辑，秉承他的翻译风格和理念，开始重新翻译和出版一系列的经典作品，范围从古希腊一直到十九世纪末。Rieu 起初邀请了牛津剑桥的部分学者来做非英文经典的翻译工作，结果译文沉闷而学术化，夹杂着原文俗语。于是 Rieu 转而邀请具备专业知识的作家如 Dorothy Sayers、Rex Warner 和 Robert Graves 等担纲翻译，出版了《神曲》、《长征记》和《十二凯撒传》等的经典流行译本。后来，企鹅经典不仅从主流的西方语言寻求经典，也开始翻译中东和远东语言的著作，包括《古兰经》、《论语》和《孙子兵法》，逐渐发展到今天的1200册的丛书。

1968年，企鹅出版社在黑色封底“企鹅经典”的成功上更进一步，推出了蓝色封底的“鹈鹕经典”（Pelican Classics）系列，出版了一系列非虚构类的图书，涉及哲学、宗教、科学、历史、政治和经济学，诸如佛洛依德、维根斯坦、印度历史和共产主义之类的课题都搜罗到了经典的著作，并将其全部“企鹅化”——友好近人的设计和价格。这些合适极了随身携带的小书极受欢迎，因其涉题广泛而有趣，成为初涉该领域大众的最佳读物。

企鹅经典不仅在知识的传播上做出巨大贡献，它的封面设计更成为战后英国平面设计的招牌和经典。从瑞士字体大师 Jan Tschoichold 将考究的字体排版引入到企鹅，到后来领先推广使用几何、色彩和现代主义风格的设计，企鹅的封面设计成为无数收藏家的挚爱。2005年，伦敦 V&A 博物馆举办展览纪念企鹅封面设计70年纪念，表彰企鹅为平面设计做出的巨大贡献。今年，英国邮政也推出纪念邮票，将企鹅封面与迷你裙和甲克虫车一道，纳入纪念英国设计的代表性符号。

企鹅经典系列给大众教育，尤其是成人教育带来的巨大影响是无人能及的，比起有四五百年历史的剑桥或牛津大学出版社，年轻的企鹅出版社有着特殊的地位，与大众有着特殊的情感。今天的企鹅经典，仍然保持了当年大约一包烟的价格。2002的重设计和再版使企鹅经典再次进入了当代书店的橱窗和书评的排行榜。但仍然有许多人像我一样，喜欢找一个老书店，寻找熟悉的企鹅的身影。丢下一两磅，翻开泛黄的书页，在知识和智慧中消磨掉一个慵懒的下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