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agined Communities》是一本民族主义的形成和发展的经典著作，作者是 Cornell 国际研究教授。手上是2006年第二版。本文约为各章总结。

民族（nation）是一个“想象出来”的“群体”。在“民族”这个概念形成之前，人类通过其他的渠道看待和巩固个人与群体间的关系。第一是通过一种书写语言来得到存在的真理（如拉丁文、阿拉伯文和中文），通过这些语言人类形成了一些洲际的群体概念，如基督教王国（Christendom）、伊斯兰社会（Ummah）和中国（Middle Kingdom）等。第二是人民是自然聚集于某种权威下的思维，这种权威通常包含某种宇宙性或神性，如宗教的神或国王等。第三是当时时间概念的模糊，历史与宇宙区分不明。三者合力组成了当时的人类对天命、存在的意义的寄托。由于中世纪后，首先从西欧开始的，经济结构的变化，社会和科学的发展，交流的便利，逐渐使三个古老的概念及其相互关系土崩瓦解，人类社会此时极力需要寻找一个新的群体组成的概念。

¶ 尽管方言众多，但中国中原相对而言，并没有产生与汉字形成鲜明对抗的书写型方言，也注定了后来并没有产生多“民族”的问题。

从十六世纪开始，资本主义与印刷术的结合开始对群体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资本主义的逐利性使得印刷商们不再满足于印刷和发行拉丁文的书籍，他们开始更加希望吸引各国非精英的一般读者群，于是开始大肆印刷和发行本地语言（vernaculars）的书籍，如德文、英文、意大利文等。由此各欧洲国家由于共同的语言开始产生了各自的“民族概念”。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由民间推动的，自我发展的民族概念后来被现代的国家及其所利用，以统一语言为目的，达到控制不同群落的关系，包括苏联和中国的民族政策。

关于统一书写语言形成民族有一些特例，比较典型的是西班牙殖民的南美洲，而且南美洲各国更是以欧洲殖民者带领当地土著反抗宗主国尤为特别。传统认为，这一波民族主义兴起与独立的潮流来源于两点。一是来自宗主国的经济压迫，包括限制贸易，高税收等；二是十八世纪末欧洲的启蒙运动和自由主义的思想为反对帝国政权奠定思想基础。然而作者认为，这两者并不足够以完成各民族意识觉醒的任务。

这一任务其实是由当地清教徒公职人员与当地印刷商来完成的。当地克里奥尔人（Creole，出生在美洲的欧洲人后裔）组成的公职人员，受到宗主国的现限制，只能在每个殖民地范围不断迁职，无法进入西班牙等国内的官职阶级。常年下来，比起与祖先欧洲人，反而与当地居民更加有依赖感，而这些人正是后来美洲民族意识的倡导者。另一方面，美洲的印刷商们发明了报纸，报纸的内容根据一个当地“想象”而成的社区新闻作为内容，渠道与当地社区居民深入结合，进一步为民族意识奠定基础。与北美最后形成了一个大民族（美国人）不同，南美各地地理情况复杂（里约热内卢到墨西哥城要比纽约到波士顿困难的多），经济关系相对疏离，最终形成了多个独立民族国家。

美洲民族革命的末期迎来了欧洲的民族革命。欧洲的民族意识来自对其他民族的发现和认同，从欧洲对世界各地文明的不断发现开始，欧洲人开始意识到自己只是很多文明中的一支，自己的语言与其他所有语言一样应该获得同样的重视和地位。于是语言学家们开始挖掘和学术化自己的传统当地语言，文学家们开始将当地语言赋予文学价值，于是捷克语、芬兰语、乌克兰语等小语种开始从村落走上舞台。当地印刷商们也开始提供新规范化方言的读物。当然这一切都开始服务于兴起的中产阶级和商人阶级。随着这个阶层不断走入官场和政坛，这些语言也成为国家官方语言，开始为民族独立埋下基础。

因此作为国家公共机构的 BBC，邀请“人民公敌” Nick Griffin 出席这一重量级节目这一举动，成为本周众人指责的焦点。十五日的《卫报》就评论称 BBC 此举将一个“不普通”的政党“普通化”。伦敦前市长肯·利文斯通（Ken Livingston）指责 BBC，称他们要为这一举动引起的一系列后果承担“道德责任”。而穆斯林团体和反歧视团体都对这一决定表示愤慨和反对。最终，BBC 还是坚持自己肩负“责任”，维持决定。节目傍晚在西伦敦 BBC 电视中心外上千人的抗议中如期录制。

从节目伊始的嘘声开始，针对 Nick Griffin 和 BNP 的攻势就没有停止过。争论点包括 BNP 宣称丘吉尔如果在世会是自己的党员是否有理；Nick Griffin 本人对大屠杀的言论，和3K党的首领在一起的讲话，他对伊斯兰教的评论 。激动的黑人观众抨击 Griffin 称他“令人恶心”，又有印度、犹太裔和同性恋观众发言（Griffin 说到同性恋公开亲吻令人生厌，观众反击他与同性恋间的厌恶感是相互的）。Giffin 本人面对众多自己曾经的言论称：“我没办法解释当时为什么说那些话。”，但就反复称自己“不是纳粹”。论坛上的嘉宾来自英国主要政党，包括工党议员兼司法大臣 Jack Straw（杰克·斯特劳）以及来自保守党和自由民主党的代表。

来自其他党的嘉宾们与观众一起抨击 Griffin 的反种族言论固然火热，但当有观众提问“ BNP 的成功（去年在欧洲议会破天荒地获得两个席位）是否与工党政府失败的移民政策有关”时，现场一致对“外”的气氛顿时消失，政治勾心斗角重回舞台。三个主要党的代表互相攻击对方政策的失误，标榜自己的新移民思维，也让 Griffin 可以趁机摆脱窘迫，堂而皇之地宣扬自己的方针。

移民这一议题的尴尬就这样在节目上展露无疑。说起“反种族歧视”、“纳粹大屠杀”这种政治正确的标杆时，每个人都义正严词。但说到了移民，显然不是那么回事儿。英国国民有大量来自印度、巴基斯坦、斯里兰卡的亚裔人和黑人，接近人口的10%，此外英国独树一帜的接受来自欧盟的劳工，带来了大量主要来自东欧的移民，成为近年来英国社会的一个重要变化。而这一批移民趋势令英国人，从白人到有色人种，都感到危机。早期的移民，尽管大多数人都已在英国安家，在英国出生的移民也有了差不多两代，但由于信仰不同（伊斯兰教和印度教），给白人社会带来身份冲击是不可避免的。而新一代移民，更是对传统英国人带来了现实的冲击，他们以便宜的劳工价格攻占了主要的低收入场所，并带来了众多社会和治安的问题。

多文化和国际化固然听起来美好，生怕违反了政治正确的人们也尽量避免惹上种族主义的标签，但外来人口占据家乡在人们心中始终是一个暗暗的伤。正如美国的英语西班牙语“双语化”、庞大的中国移民进入加拿大和澳洲、甚至是中国国内对农民工的态度，都是这种心里的真实反应。如果国际化那么好，而且经济理论证明了人才的完全流动对经济是最有利的，那么各国的政治家对民众言之凿凿地下保证要控制移民的做法显然不符合逻辑，但这一对于移民数量问题的敏感也恰恰是最暗合投票者心理的。

BNP 获得的两个席位都在英格兰北部，不仅爱国（爱英格兰，而不是联合王国）的情绪浓厚，这里也是大批东欧移民抢走英国工人饭碗的地方。今年二月北林肯郡大面积的“英国工作给英国工人”（British Jobs for British Workers）的抗议活动就是由工厂大面积招收东欧工人引起的。现在非欧盟国家和地区的移民政策，尚且可以遵循“以质量为上”的方针，吸引高技术移民。但欧盟国家面对以经济一体化理论为框架的完全开放的方向，显然无可是从。英国的先例摆在眼前，令原本可以舒缓移民走向的其他国家也纷纷谨慎行事，令英国政府更加处于尴尬的境地。长久来看，移民的问题不解决，政策不清晰，看似荒唐的 BNP 就永远有机会赢得选票。而到底怎么看待、怎么解决移民问题，则是当今世界摆在每个政党、社会和每个人心中的一个大问题。

Image: Nick Griffin, monmouthshire-housing.com

《泰晤士报》的文学编辑 Erica Wagner 谈到经典时说：

Why read the classics? Not because they’re good for you. Simply because they’re wonderful.

这套如今在英国随处可见的“企鹅经典”（Penguin Classics）系列丛书，与类似的丛书，如牛津经典（Oxford Classics）等，使普通人接触经典读物的门槛降到极低。这使我们很难想像企鹅经典出现之前的状况：经典只是学者和富人的特权，包装精美而价格甚高。除非手头富裕，否则很难接触到甚至购买。唯一可做的就是在图书馆不断的续借，但若非经典的爱好者，普通人断然不会花这样的心思和力气去尝试。

坚持接触普通人是企鹅出版社（Penguin Books）最初的信念。老板艾伦·雷恩（Allen Lane）在1935年出版社设立之初就决定其方向是“价廉物美，能在火车站、香烟铺和连锁商店买到的当代小说”。他曾经表示：“我们相信，在这个国家里有大批读者喜欢有智慧的低价书，我们也愿意为此付出一切。”由于其色彩设计简单易用——橙色书代表小说，深蓝色书代表传记，绿色书代表悬疑；以及其惊人的价格——六便士，相当于当年一包烟的价钱，使其从1935年夏天第一批企鹅平装书出版（包括阿加莎·克里斯蒂、海明威等的著作）后的十二个月内，能够售出惊人的三百万册。企鹅销量最大的《动物庄园》的作者奥威尔评价说：“企鹅出版的六便士的书具有极高的性价比。”

到了二战后的1946年，对大众教育影响深远的“企鹅经典系列”（Penguin Classics）推出。在老板雷恩拍板下，经典学者 E.V.Rieu 在战时空闲时间推敲完善的荷马史诗《奥德赛》的译本成为该丛书的第一册。Rieu 的《奥德赛》译本很快成为出版社最畅销的出品， 销量超过三百万册，一直到十五年后才被极富争议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 超过（后来才是《动物庄园》）。一般人很难理解为何故事并不新鲜的古希腊史诗可以取得如此之高的销量，用 Rieu 的话说，功劳在于翻译质量和风格：“（该译本）比起其他现存译本，巧妙地避开了艰涩的古语和外国俗语，合乎现代品味。” 他认为，战后的新和平所代表的，是一个更好、更平等的社会。“我希望自己的企鹅版《奥德赛》能够接触大众，将使每个人都有机会接触到经典。经典将不再为少数特权阶级所独有”。

Rieu 后来亲身担当编辑，秉承他的翻译风格和理念，开始重新翻译和出版一系列的经典作品，范围从古希腊一直到十九世纪末。Rieu 起初邀请了牛津剑桥的部分学者来做非英文经典的翻译工作，结果译文沉闷而学术化，夹杂着原文俗语。于是 Rieu 转而邀请具备专业知识的作家如 Dorothy Sayers、Rex Warner 和 Robert Graves 等担纲翻译，出版了《神曲》、《长征记》和《十二凯撒传》等的经典流行译本。后来，企鹅经典不仅从主流的西方语言寻求经典，也开始翻译中东和远东语言的著作，包括《古兰经》、《论语》和《孙子兵法》，逐渐发展到今天的1200册的丛书。

1968年，企鹅出版社在黑色封底“企鹅经典”的成功上更进一步，推出了蓝色封底的“鹈鹕经典”（Pelican Classics）系列，出版了一系列非虚构类的图书，涉及哲学、宗教、科学、历史、政治和经济学，诸如佛洛依德、维根斯坦、印度历史和共产主义之类的课题都搜罗到了经典的著作，并将其全部“企鹅化”——友好近人的设计和价格。这些合适极了随身携带的小书极受欢迎，因其涉题广泛而有趣，成为初涉该领域大众的最佳读物。

企鹅经典不仅在知识的传播上做出巨大贡献，它的封面设计更成为战后英国平面设计的招牌和经典。从瑞士字体大师 Jan Tschoichold 将考究的字体排版引入到企鹅，到后来领先推广使用几何、色彩和现代主义风格的设计，企鹅的封面设计成为无数收藏家的挚爱。2005年，伦敦 V&A 博物馆举办展览纪念企鹅封面设计70年纪念，表彰企鹅为平面设计做出的巨大贡献。今年，英国邮政也推出纪念邮票，将企鹅封面与迷你裙和甲克虫车一道，纳入纪念英国设计的代表性符号。

企鹅经典系列给大众教育，尤其是成人教育带来的巨大影响是无人能及的，比起有四五百年历史的剑桥或牛津大学出版社，年轻的企鹅出版社有着特殊的地位，与大众有着特殊的情感。今天的企鹅经典，仍然保持了当年大约一包烟的价格。2002的重设计和再版使企鹅经典再次进入了当代书店的橱窗和书评的排行榜。但仍然有许多人像我一样，喜欢找一个老书店，寻找熟悉的企鹅的身影。丢下一两磅，翻开泛黄的书页，在知识和智慧中消磨掉一个慵懒的下午。

• 蓄意全部或局部消灭一民族、人种、种族或宗教团体，包括杀害该团体的成员；
• 致使该团体的成员在身体上或精神上遭受严重伤害；
• 故意使该团体处于某种生活状况下，以毁灭其全部或局部的生命；
• 强制施行办法，意图防止该团体内的生育；
• 强迫转移该团体的儿童至另一团体；

该公约的促成，主要是基于二战时期纳粹对于犹太人的种族灭绝活动，之前的例子还有一战时期奥斯曼帝国对亚美尼亚种族的大屠杀。公约对于这种罪行的定义方法，表现出种族灭绝特比一般屠杀更加恶劣的性质——对象是一个种族，而非个体。历经二战的波兰籍犹太律师 Raphael Lemkin 是公约的主要起草人。尽管几经协商后定稿的公约对于种族灭绝的定义相对狭义，而 Lemkin 当时坚持的种族灭绝定义却包含的范围更广，即不一定非要通过屠杀，只要是意图将一个种族长期消灭的行为都可以定义为种族灭绝，包括对原有政治社会体系的破坏、对语言、文化、自我认知的消灭等等，都可以被定义为种族灭绝。

与一切广义的定义一样，这样定义种族灭绝会使各国政府都面临尴尬。中国政府长期以来对于自己将西藏原有农奴制度的推翻颇感自豪，因其是一个真正“解放”人民的实例。1978年以来对于西藏种种的政策，包括推广普通话、兴建铁路、开放经济交流和旅游，都进一步使西藏和内陆的联系加强，与此同时西藏经济也增长了15.8倍（按官方 GDP）。于是政府乐此不疲地宣传政绩，然而却不知已将种族灭绝的指责惹上身。西藏作为一个特有的种族文化陷入危险，即便情况还没有紧急到消亡边缘，但仍然是各方争议的焦点。这一危险包括汉族人口的激增，藏语面临的危机（尽管相对其他方言较轻），以及包括达赖喇嘛的缺失等带来的宗教的变化。

当然不仅仅是西藏，许多其他国家都面临相同的难题。发达国家近年来“痛改前非”，比如英国设立苏格兰议会，以及澳大利亚向土著居民道歉，等等，都是政府开始尊重少数民族的例子。然而事情远非那么简单。Podcast 中，Kutathas 提到关于种群的两个概念——“Collective Conception”，即种群本身会给其成员带来某种程度上的好处，因此成员利益和种群本身的利益是一体的；另一个是“Corporate Conception”，即该种群本身的存在对其成员可能缺乏意义，但对整个世界有好处，因此成员利益和种群利益时常会冲突。在第二种情况下，成员可能会因为个人利益离开种群（比如离开部落，到大城市工作），这样会逐渐导致种群的消失。

个人主义者会提倡这一种做法，因为这尊重了个体的意愿，种群多样性并不在他们的考虑范围之内。而集体主义者（姑且这么叫）则会倾向保护种群多样性。这很像保护稀有动物的情况，有些稀有动物的灭绝是由人类过度捕杀或活动造成的——如同种族灭绝，理应得到禁止；但有些稀有动物则是在顺应自然发展变化中自然灭绝的，如果人为地保护该物种，反而成了违背自然的举动，况且现实中很难判断到底哪一种物种灭亡是人为，哪一种是自然的。

谈回种族灭绝，倘若政府提供良好的条件和服务，少数种群自愿离弃种群，那么政府是否是广义的种族灭绝呢？还是政府应该刻意保护种群，人为保持种群的传统和文化，牺牲居民生活水平，以保持多样性来作为自己的政策原则呢，那么谁又会自愿被牺牲呢？似乎人为追求种族多样性本身就是不合规律的，就像在动物园里人为圈养着一些恐龙，安抚自己没有破坏环境一样荒谬。因此，追求种族多样性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成了一个“多数人暴政”的例子，少数人的自由意志会因多数人的意愿被牺牲，比如藏人就没有理由为了外面世界对“孤立异域”的憧憬而杜绝现代化的生活方式。

这里并非承认政府有权力刻意强迫消灭一个种群，如《最后一课》法国儿童被迫学习德语，即使没有屠杀，也理应被视为种族灭绝。而倘若一个种群因为成员的个体意愿而发生变化，与从前的传统越走越远，人们也没有必要慨叹种群消亡，只不过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