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ames Chanos 的演讲晚上六点半在牛津 St Hilda 学院举行。James Chanos 是美国亿万富翁和杠杆基金经理，从最早预言安然（Enron）的倒台开始小有名气。最近他的关于中国经济大泡沫的言论刺激到西方投资界，《纽约时报》最早报道了他对中国经济的看淡，随后《经济学人》发表专题讨论中国经济，驳斥了 Chanos 的猜测。演讲一开始，学院院长也提到演讲票在《纽约时报》文章一发之后就变得异常热烈，并称演讲的争议性将会很大。

因为缘于主流媒体的报道，大部分听众应该不会对 Chanos 的言论感到陌生。题为《中国综合症》（The China Syndrome）的演讲一开始就提到了中国经济运行的方式和统计数字的问题。GDP 和经济的关系在中国特殊的情况下，关系相反——GDP 决定经济表现。地方政府按照国家的 GDP 指标，对经济运行严格“管理”。经济运行方式本末倒置，而且经济数据也不甚可靠，于是出现了东西各省的 GDP 增长都几乎一样的怪事。

靠着统计数据不可靠的大背景，Chanos 开始说中国投资过热的问题。基本上与之前的论调一样，Chanos 引述 Krugman 1990年代的讨论亚洲的论文，指出了单纯的资本投入对经济的增长贡献不可持续。这是东南亚很多国家包括苏联以前的增长模式，但历史否定了这样的经济增长模式，只有韩国等少数国家冲破了这个模式，取得了持续性的新增长。Chanos 认为中国经济正在朝苏联的方向走。他引用了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已经接近 GDP 的60％，大大超过发达国家。

具体的说，Chanos 列出了一连串数字表明中国政府加大工业生产的投资力度，以及大量无谓的浪费性投资，从新华南 Mall 到华西村建摩天大楼。中国在这次次贷危机的投资中强迫国内银行大量贷款（4.4万亿人民币），各级政府开始花钱的竞赛。Chanos 说这样大规模的投资带来了房地产过热和不充分就业。他引用了 Friedman 著名的大量工人用勺子挖河道的例子，表明中国人力资源的浪费。

房地产过热是 Chanos 的一个主要论点。从电视剧《蜗居》开始，他开始讲主要城市的房地产泡沫。他引用了房价可承受性的数据，数据显示北京平均收入的居民要花37年才能完成购房，而北京、天津、上海和重庆的可承受性的时间长度都要大大超过纽约和伦敦。商业地产方面，北京和上海的空置率保守估计都有20％左右，但却还在大量建设商业地产（在建写字楼的尺寸相当于全中国每人都能拥有一个五平方的办公用地）。房地产过热将成为一个严重的经济和社会问题。一方面，大量企业开始进入房地产领域参与炒地，这与1989年经济滞胀前夕的日本一样；另一方面，中国社会数代的存款都被扔进这一庞大的房地产泡沫，不仅降低国内消费，而且成为潜在的社会危机。

Chanos 表示，房地产泡沫和过度贷款将最终把中国带向泡沫破裂。泡沫一旦破裂，中国的2.4万亿外汇储备也挽救不了中国经济。为了支持自己的观点，他也引述了欧美主要投行最近抛售中国地产资产的举动。Chanos 随后接受了部分提问，提问并没有争议性，大部分提问者已经默认了 Chanos 的估计，将讨论重点放在中国经济衰败后对美国、亚洲和非洲的经济影响。听起来很恍惚，仿佛已经进入另一个全球衰退。最令人失望的是，Chanos 谈到与中国的政策层和智囊的交涉中（包括主权基金），他得到的是“爱国主义”式的争辩，而非基于现实的讨论。最后，Chanos 提出人民币其实有可能被高估，而非被低估。

总的来说，Chanos 的数据并不希奇，对于中国主要城市的房地产泡沫和投资过度和浪费，各方面包括中国政府都有共识。但从这两点提出的中国经济全面灭亡论却不够有说服力。《经济学人》对于各方面都有抨击，尤其针对这两点的论点：第一，中国银行对居民购房和房地产商的贷款只占总贷款的17％，这是由于房地产过热的资金来源大部分都是存款，而非借贷，因此风险较低；第二，Chanos 关于浪费投资的例子都很偏颇，事实上中国的基建水平仍然相当低（五分之二的村庄没有水泥路），并且很多产业并没有完全发挥生产能力（甚至包括钢铁业）。即便泡沫破裂，假设银行和资本市场有效，经济潜力较强的经济体的恢复能力会比发达国家强的多，日本数十年滞胀的情况很难在中国出现。

本篇讲述东正教的故事。1045年7月16日，君士坦丁堡的智慧教堂（Church of Wisdom），正在举行一场宗教仪式，忽然教皇的代表冲进来，将一纸文件递上，宣布教皇开除君士坦丁堡牧首（Patriarch）教籍。作为回应，牧首也将教皇逐出教会，东西教会正式分裂（The Great Schism），并延续至今。

君士坦丁堡由君士坦丁一世在原希腊旧城拜占庭的遗址上兴建，试图建立新的基督教中心。公元五世纪，查士丁尼一世（Justinian I）和狄奥多拉皇后（Theodora）建立了拜占庭帝国，两人出身很低，但上位之后一直想要重新夺回基督教帝国的领土。新帝国国教为东方基督教，主教堂为圣索菲亚大教堂（The Holy Wisdom，Hagia Sophia）。西方基督教崇尚“原罪”，分裂了上帝与人；但东方基督教告诉信徒上帝与人可以会面，甚至结合。

古希腊将圣人全部雕刻下来，而犹太教义则禁止雕刻圣人。因此深受希腊影响的东方基督教将基督的形象平面化，用绘画、马赛克等来呈现，后来圣像（Icon）成为东正教重要的一个特点。尽管从七世纪开始，由于伊斯兰的不断扩张（占领了 Antioch、大马士革和耶路撒冷），伊斯兰“不能绘制神像”的概念也一直影响拜占庭帝国，于是国王 Leo III 要求去除所有的圣像（Iconoclasm），以重新赢得上帝的垂青。当时绘制和膜拜圣像会引致折磨甚至死亡，但这些禁令还是引起了整个帝国的反对。后来直到狄奥多拉皇后时代，才停止了消灭圣像。

查理曼一世上位后，开始在西方和拜占庭之前传播西方基督教。拜占庭帝国也不落后，两者还是争夺这一片地区。在这里，教士 Cyril 和 Methodius 拒绝两方的影响，甚至拒绝使用希腊语和拉丁语，两人创造了西里尔字母（Cyrillic alphabet），后来在东欧和俄国等地广泛使用。虽然这一举动后来影响东方基督教开始融合其他文化，得以生存，但与西方基督教的隔阂也越来越深。大约1000年时，拜占庭的东方基督教开始使用两头鹰的标志，两头分别指向东西、意味着分裂。

拉丁词 Filioque，意为“和儿子”，成为东西基督教理论上的争论焦点：到底上帝之子是否拥有和上帝一样的神性。上文1045年的戏剧性一幕尽管当时看来只是激动的一个小争论，然而这一争论1000年后的今天也没有解决。1045年后的200年，伊斯兰军事威力更加强大，东方基督教被迫向罗马寻求帮助。然而教皇送来的十字军并没有保护东方基督教，反而开始攻击君士坦丁堡。1204年，君士坦丁堡于是被天主教军队，而非穆斯林军队攻下。从此东西方教会关系再无法修复。君士坦丁堡帝国随后陨落，大部分土地被穆斯林占领，圣索菲亚大教堂也被改为清真寺。

当时教士 Cyril 和 Methodius 在摩拉维亚（Moravia，今捷克）建立的东方基督教，现在成为关键的生路，一路向北扩张，从基辅、莫斯科一直到西伯利亚。教士们只身走向这些地区孤单零星的社区和家庭，逐渐使东正教成为人民的宗教。与此同时，俄国皇室也开始利用东正教的扩张来加强自己的控制。俄国王子迎娶了拜占庭后来的公主，采用了双头鹰的徽章，并称自己为“沙皇”（Tsar，俄文“凯撒”之意）。

俄国的东正教开始有了自己的特点：“洋葱型”的教堂顶端（有说该设计避免积雪，也有说该设计参考了耶路撒冷的教堂设计）。位于莫斯科红场上的，臭名昭著的伊凡四世（Ivan the Terrible）建立的华西里·柏拉仁诺教堂（Saint Basil’s Cathedral）就是最著名的一个。

然而在俄国，东方基督教却面临谁上帝之子的问题，是莫斯科牧首还是沙皇。彼得大帝（Peter the Great）决定应该是沙皇，因此后来的200年的日子里，俄国东正教没有牧首，而是由政府的官员来管理教会。但无论如何，东正教仍然在这些地区不断发展而壮大。

Image: Abstract of Christ the Saviour (Pantokrator), a 6th-century encaustic icon from Saint Catherine’s Monastery

Purgatory, Abstract from a painting of ‘Les Très Riches Heures du duc de Berry‘

本文根据 BBC 纪录片《基督教史》（A History of Christianity）整理而成，此片由牛津大学教授 Diarmaid MacCulloch 教授出演，根据他的2009年出版的同名著作改编。

本篇讲述天主教的故事，罗马从屠杀基督教徒的中心成为基督教的中心的故事。在罗马人公元70年摧毁耶路撒冷城后，保罗（Paul）逃难到罗马，后来被罗马人杀害。罗马的圣塞巴斯弟盎大殿（San Sebastiano fuori le mura）是当时基督徒的避难所，也是当时保罗的藏身之地。此处同时是保罗和彼得（Peter）的墓地所在。当时认为保罗和彼得在地位上是平等的，而非后来认为的彼得在保罗之上。

当时基督教在罗马城外聚集，并悄悄建造教堂。三世纪，罗马的经济和社会危机再次使基督教成为众矢之的，教堂被焚毁，基督徒被迫信仰其他教（pagan religions），否则将被屠杀。四十几早期，罗马再次陷入分裂的政治危机。后来君士坦丁一世上位后决定统一整个帝国，宣布基督教为国教，并将首都从罗马迁至君士坦丁堡（伊斯坦布尔）。基督称要在石头上建立教堂（Matthew 16:18-20），而基督给彼得的昵称就是“石头”（Pétros），因此君士坦丁一世决定以彼得为中心重新建立圣彼得教堂(The Papal Basilica of Saint Peter)，保罗则失去地位。尽管保罗是建议将基督教在犹太人外部传播的开始。

彼得的地位在后来被更加巩固。四世纪晚期，罗马主教 Damasus 一世宣各罗马主教是圣彼得的“不间断”的延续，将罗马主教这一职位逐渐和基督、上帝联系起来，迎合了当时帝国宗教的需要。此时 Damasus 积极让罗马基督教向罗马的贵族和上流延伸。而来自北非的圣奥古斯丁（Augustine of Hippo）被誉为西方神学之父，是他创立了亚当、夏娃和“原罪”论，即所有人生来就继承了亚当和夏娃背叛上帝的“原罪”，人们逃不了进地域的宿命，“性”尤其受到谴责。

五世纪，罗马帝国覆灭，黑暗时代（Dark Ages）开始。然而基督教并没有因此覆灭。一部分帝国基督教徒往东，在拜占庭建立中心，后来成为东正教（Orthodox），后来在巴尔干半岛和俄罗斯发展。而另一派决定与罗马帝国的新统治者结盟，这与当时 Damasus 决定与上流社会结缘有很大关系。新的教廷权力扩大后，扩张性十足，在英国等地开始传教。

居住在偏远小岛的爱尔兰教士此时开始出版指导刊物，详细列出罪和惩罚的对应，告解也从此出现。但告解的属性仍然争议很大，后来也成为16世纪宗教改革的核心议题。

公元八世纪，教皇 Leo III 帮助建立神圣罗马帝国，在圣彼得教堂加冕查理曼大帝（Charlemagne）。教皇和国家元首的斗争从此没有停止过。十一世纪，教皇 Gregory VII 开始试图从上流社会转移，操纵普通民众的精神世界。于是宣布所有的神职人员都要独身，加强管理，建立了庞大的官僚机构。这种绝对主义也为后来的改革以后买下伏笔。

后来，炼狱（Purgatory）的概念被教廷提出，使人们意识到在现世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在十一世纪变得非常流行。1095年，随着伊斯兰的扩张，教廷开始了第一次的十字军远征。当时教廷称参加十字军远征就可以获得拯救，升入天堂。但十字军远征也从伊斯兰世界带来了大学等高等教育的制度。

教皇 Innocent III 加强了天主徒的教规，在弥撒中加入了基督化体（transubstantiation）的程序，即面包和酒象征了基督的身体和血。同时也发明了荒唐失公的宗教裁决（Inquisiation）制度。而意大利教士 Francis of Assisi 主张宗教回归普通人，崇尚自然，他创造了圣诞日经典的马厩和基督在饲料槽出生的场景，使天主教越发平易近人。

传统认为，早期的基督教由基督的兄弟雅各（James）领导的犹太人教会开始。后来保罗（Paul）主张将基督教传播给非犹太人（Gentiles），从此改变了整个西方世界。然而事实要更复杂一些。

位于耶路撒冷旧城的圣墓教堂（Church of the Holy Sepulchre）相传是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和下葬的地方，也有信徒相信耶稣在此复生。这个基督教圣地的教堂里面，最有影响里的是希腊正教会礼拜堂和天主教礼拜堂。此处也有古老的埃及科普特正教会（Egypt Coptic Orthodox Church）、叙利亚正教会、埃塞俄比亚正教会等，被认为是“非正统”教会的教堂。代表了基督教在非洲、中东甚至亚洲的古老传统。

公元70年，犹太人与罗马人产生冲突，耶路撒冷沦陷（西墙称为唯一的遗迹），犹太人于是被逼出耶路撒冷。基督教在此面临抉择，向东或向西。彼得（Peter）带领教会逃亡东方。Edessa 城（今土耳其）是当时的重要交通要道，这里的国王信仰基督，比罗马早100年地在此将基督教作为国教，成为基督教从此与国家联盟的开始。今天只有很少人还信仰 Edessa 基督教，但教会音乐起源于此。

罗马皇帝君士坦丁一世停止了对基督徒的迫害和国家分裂，在四世纪首次承认基督教为罗马帝国国教，教会也由此建立。但东方教会并不喜欢罗马基督教对富人的倾斜。于是在叙利亚的东方教会的带领下，开始回归基督的教诲，创建了艰苦修道生活。以 St Simeon 为首的隐居教士开始尝试用惩罚自己的方式接近上帝，他们拒绝世俗的诱惑，创建了最早的修道院。

罗马帝国对基督教的承认并没有带来和平，反而带来了更严重的分裂。君士坦丁一世建立了四个基督教重地：Antioch（东方教会）、Alexandria（埃及）、罗马和新城君士坦丁堡（今伊斯坦布尔）。在君士坦丁堡，对于基督如何和神成为一体的讨论升级。埃及的 Arius 指出，上帝无法分割，基督和上帝不应为一体。但 Arius 的理论对于耶稣复活拯救众生这一理论并不吻合，并且会分裂国家和教会，因此同时被教会和国王谴责。

君士坦丁一世因此在四世纪召开第一次尼西亚公会议（Council of Nicea），在这里确定了基督和上帝的同质性（homoousios），圣父、圣子、圣灵三者合一（Trinity）。此时基督仍然是凡人，因此有神人两重性。公元五世纪，君士坦丁堡主教聂斯脱利（Nestorius）上任，主张基督二性连接说；而埃及亚历山大宗主教 Cyril of Alexandria 则反对这一说法，提出二性分离说。451年，卡尔西顿公会议（Council of Chalcedon）召开，在两者中取得妥协，达成协议称：

基督的神人二性不相混乱，不相交换，不能分开，不能离散。

但两方并没有融合，基督教第一次产生分裂。东方教会拒绝帝国的信仰，东西方教会由此分道扬镳。西方教会此时仅集中在地中海地区。没有国家支持的东方教会也在新的环境和压力下发生了变化。

叙利亚成为东方基督教的中心，是现在叙利亚正教会的前身。该教会强调宗教的神秘性和符号和象征主义，重视手势和仪式，宣称自己与原始基督教更加正确和贴近（语言也是耶稣自己用的古叙利亚语）。这里的神学者通常从事诗人、画师等职业，而非西方的哲学。

于此同时，伊斯兰开始扩张到北非、西班牙，甚至圣城耶路撒冷。两个宗教在东方互相影响，伊斯兰教从基督教借鉴了祈祷的仪式和方法，也聘请基督徒翻译古希腊的科学和哲学经典。东方基督教也在七世纪扩展到中国唐朝，当时称“大秦景教”，“大秦”意为西方帝国，“景”为光明之意。

Image: Abstract of Anonymous Nestorius portrait

因此作为国家公共机构的 BBC，邀请“人民公敌” Nick Griffin 出席这一重量级节目这一举动，成为本周众人指责的焦点。十五日的《卫报》就评论称 BBC 此举将一个“不普通”的政党“普通化”。伦敦前市长肯·利文斯通（Ken Livingston）指责 BBC，称他们要为这一举动引起的一系列后果承担“道德责任”。而穆斯林团体和反歧视团体都对这一决定表示愤慨和反对。最终，BBC 还是坚持自己肩负“责任”，维持决定。节目傍晚在西伦敦 BBC 电视中心外上千人的抗议中如期录制。

从节目伊始的嘘声开始，针对 Nick Griffin 和 BNP 的攻势就没有停止过。争论点包括 BNP 宣称丘吉尔如果在世会是自己的党员是否有理；Nick Griffin 本人对大屠杀的言论，和3K党的首领在一起的讲话，他对伊斯兰教的评论 。激动的黑人观众抨击 Griffin 称他“令人恶心”，又有印度、犹太裔和同性恋观众发言（Griffin 说到同性恋公开亲吻令人生厌，观众反击他与同性恋间的厌恶感是相互的）。Giffin 本人面对众多自己曾经的言论称：“我没办法解释当时为什么说那些话。”，但就反复称自己“不是纳粹”。论坛上的嘉宾来自英国主要政党，包括工党议员兼司法大臣 Jack Straw（杰克·斯特劳）以及来自保守党和自由民主党的代表。

来自其他党的嘉宾们与观众一起抨击 Griffin 的反种族言论固然火热，但当有观众提问“ BNP 的成功（去年在欧洲议会破天荒地获得两个席位）是否与工党政府失败的移民政策有关”时，现场一致对“外”的气氛顿时消失，政治勾心斗角重回舞台。三个主要党的代表互相攻击对方政策的失误，标榜自己的新移民思维，也让 Griffin 可以趁机摆脱窘迫，堂而皇之地宣扬自己的方针。

移民这一议题的尴尬就这样在节目上展露无疑。说起“反种族歧视”、“纳粹大屠杀”这种政治正确的标杆时，每个人都义正严词。但说到了移民，显然不是那么回事儿。英国国民有大量来自印度、巴基斯坦、斯里兰卡的亚裔人和黑人，接近人口的10%，此外英国独树一帜的接受来自欧盟的劳工，带来了大量主要来自东欧的移民，成为近年来英国社会的一个重要变化。而这一批移民趋势令英国人，从白人到有色人种，都感到危机。早期的移民，尽管大多数人都已在英国安家，在英国出生的移民也有了差不多两代，但由于信仰不同（伊斯兰教和印度教），给白人社会带来身份冲击是不可避免的。而新一代移民，更是对传统英国人带来了现实的冲击，他们以便宜的劳工价格攻占了主要的低收入场所，并带来了众多社会和治安的问题。

多文化和国际化固然听起来美好，生怕违反了政治正确的人们也尽量避免惹上种族主义的标签，但外来人口占据家乡在人们心中始终是一个暗暗的伤。正如美国的英语西班牙语“双语化”、庞大的中国移民进入加拿大和澳洲、甚至是中国国内对农民工的态度，都是这种心里的真实反应。如果国际化那么好，而且经济理论证明了人才的完全流动对经济是最有利的，那么各国的政治家对民众言之凿凿地下保证要控制移民的做法显然不符合逻辑，但这一对于移民数量问题的敏感也恰恰是最暗合投票者心理的。

BNP 获得的两个席位都在英格兰北部，不仅爱国（爱英格兰，而不是联合王国）的情绪浓厚，这里也是大批东欧移民抢走英国工人饭碗的地方。今年二月北林肯郡大面积的“英国工作给英国工人”（British Jobs for British Workers）的抗议活动就是由工厂大面积招收东欧工人引起的。现在非欧盟国家和地区的移民政策，尚且可以遵循“以质量为上”的方针，吸引高技术移民。但欧盟国家面对以经济一体化理论为框架的完全开放的方向，显然无可是从。英国的先例摆在眼前，令原本可以舒缓移民走向的其他国家也纷纷谨慎行事，令英国政府更加处于尴尬的境地。长久来看，移民的问题不解决，政策不清晰，看似荒唐的 BNP 就永远有机会赢得选票。而到底怎么看待、怎么解决移民问题，则是当今世界摆在每个政党、社会和每个人心中的一个大问题。

Image: Nick Griffin, monmouthshire-housing.com

私有财产：只有自由意志主义（libertarian）对于私有财产没有保留的支持。诺齐克（Robert Nozick）的“持有正义”（justice in holdings）理论给予一个人合理得到的财产给予充分支配的自由。对于马克思主义（Marxist）者来说，资源为公共所有，用来在需要时发放。对于自由主义（liberal），包括罗尔斯（Rawls），认为公有或似有仅仅是一个具体的问题，政府可以随意在两者中调配，来达到政策目的。

税收：对于 Nozick 来说，工人缴税即为部分时间是为政府打工，因此税收是“偷窃”，而向工人索取税收则是一种“奴隶”行为。但其他自由意志主义者还是认同税收的意义的，尽管税收影响了自由（liberty）。哈耶克和弗里德曼等新自由意志主义者承认某些税收的合理性，如仅为消除贫困提供温饱，以及有限度的公共产品而征税。

对于集体主义者（collectivist）来说，任何性质的为了公共利益而征税都是合理的。自由主义认为税收是达到政策目的的合理手段，但担心税收在劳动力供应和资产产生上的遏制因素，认为是在社会效率和社会公正中寻找平衡。

再分配：分配公正是各方都能接受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资源都应根据需求集体分配的。主张自然权利的 Nozick 认为专注于权利和应得，财富有个人创造，也应由个人分配，不存在社会分配的问题。其他学派对于这再分配的地位则不确定，因为他们同时注重应得和需要。实用自由意志主义（哈耶克等人）虽然反对累进税，但并不完全反对某种程度的再分配。实用主义者（utilitarians）支持能够促进整体福利的再分配。Rawls 也非平均主义者，他也支持通过再分配提高最弱群体的福利。

公共生产：与税收相似，自由意志主义认同政府为社会提供最有限的公共产品，包括法律、秩序以及私人无法供应的产品。而马克思主义经济体则有政府提供所有的基本商品和服务，向个人随需供应。对自由主义者来说，这是个具体的问题，到底选择公共生产还是私人生产完全由效率而定。

Image: Robert Nozick

经济衰退通常都是由公众忽然愿意持有货币，而产生流动性陷阱（liquidity trap），而引发的。而解决办法通常可以是印制大量货币。

拉丁美洲危机

拉丁美洲1990年代开始改革，采用了众多发达国家的经济政策，国际媒体和国际投资者欢欣鼓舞。当时的亲美的墨西哥总统萨立纳斯（Carlos Salinas）签署了北美自由贸易协议（NAFTA），并与老布什总统完成了从前的债务清算（Brady deal），乐观的外国投资者在1993年就向墨西哥投资了300亿美金。阿根廷的超级通货膨胀也由新任总统阿方辛（Raúl Alfonsín）推出的一美元兑一比索的货币局制度（currency board），经济出现转机，债务问题也以与墨西哥类似的方式解决。

¶ 拉丁美洲危机的迹象。为何中国可以缓慢贬值货币而不致引起大量热钱？当时有经济学家担心，两国的与美元汇率和通货膨胀程度不成比，担心本国货币估价过高，导致入超达到历史水平和常年的低增长率。随着墨西哥外汇储备的降低，墨西哥政府决定逐步贬值比索。由于贬值额度小，操作有问题，外国投资者对前景大为紧张，四散而逃，随后影响到政府短期债务负担的急升和私有部分的衰退。“龙舌兰效应”（tequila effect）后来导致危机扩散至南美各地。阿根廷的货币局制度也使大量美国收回的贷款变成比索的需求危机，企业深受其害，从而造成全国性挤兑。后来在美国财政部（$500亿）、IMF和世行（$120亿）的通力协助下，这两个国家才获得挽救。危机历时一年半，两国在危机后都出现了迅速的恢复。然而这次幸运的胜利拯救误导了许多人对危机的认识和判断。

日本危机

日本80年代的辉煌背后重重的危机大多被忽视了。问题包括地产和股票泡沫，同时日本的银行，尤其是有财团背景的银行，大肆向外贷款，也激生了泡沫经济。对应泡沫经济，日本央行（Bank of Japan）1990年还是升息，到了91年，房产和股票价格已经显著回落。然而日本的经济问题不限于此。此后十多年的经济增长一直非常缓慢，低于人口增长速度，被称作“增长型衰退”（growth recession）。常年下来导致整个日本，甚至国际学术界都对日本的未来增长持悲观态度。

¶ 二战就是大萧条的公共的赤字消费（public deficit）的例子。另一方面，人为制造通货膨胀，也是解决流动性陷阱的重要方法，通过通胀使人们觉得手中持有的货币在未来会贬值，因此会积极消费。（但是否会激发新一轮的地产和股票泡沫？）

日本陷入的流动性陷阱用大量印制货币已经无法解决，因为信贷市场的常年紧缩。根据凯恩斯的理论，私人消费无法激起的时候，只有靠公共赤字消费来启动。然而日本财务省的数次大型公共支出计划都仍然无法将经济拉上轨道。到1997年，持续增长的人口老化的问题使政府放弃了经济刺激的计划，以建设自己的养老基金，首相桥本龙太郎（Ryutaro Hashimoto）宣布加税，经济却陷入更严重的萧条期。1998年，政府出资5000亿美元投入银行，以缓解信贷紧张，效果不大，直到2003年，日本经济才由中国经济的带动，出现了出口的增长，出现了回暖。

亚洲危机

¶ 投资者对一个地区的 stereotype 经常成为危机传染的原因，比如投资者分不清墨西哥和阿根廷的区别，也觉得泰国和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的区别不大，对一国的信心丧失意味着整个地区遭殃。

1990年代初开始，国际投资开始重新注意第三世界国家，投往东南亚的资金开始增多，主要来自日本和欧洲。亚洲小国家的经济开始发展，然而仍然是信贷问题为危机埋下伏笔。这些国家的很多国际信贷机构都来自与政府官员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因此借贷的质量都不高。1996年开始，国外开始收缩对亚洲的信贷供应，于是央行们如泰国央行，开始售卖囤积的外汇储备，以换取本国货币不贬值。经济此时已经转差，而售卖储备也并非没有尽头，泰国政府在升息和让货币自由浮动两个选项上犹豫不决，市场预期到泰铢会贬值，也开始疯狂卖掉泰铢。到了1997年7月2日，泰国政府决定放弃维持汇率。然而泰铢狂跌50％还是超出了市场预期。市场信心崩塌－货币贬值、利率上升、经济危机－家庭和企业产生金融困难，这一恶性循环不断上演。对整个亚洲经济信心的丧失，也使危机扩展到邻国甚至韩国。

总结这次危机，日元和人民币的贬值直接造成了东南亚国家的出口困境。马哈蒂尔对于索罗斯（George Soros）阴谋论的指控也站不住脚。真正的原因在于这些国家的自由市场经济使自己的在不断自我膨胀的市场恐慌面前过于脆弱。阿根廷在2002年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再次经历了严重的恐慌和危机。

危机处理

¶ 华盛顿和 IMF 的标准做法竟然基于初级心理学，而这样做的危害华盛顿却并没有解决方法，只能听天由命。

危机发生时产生的货币贬值和市场恐慌，尽管凯恩斯经济的标准做法是降低利率，放手汇率，加大政府开支以刺激经济，但政府却往往按相反的方向行事：提高利率，捍卫货币、缩减开支，这样做虽然不符合经济学原理，但却能够提升市场信心，以从心理层面挽救市场。

以“新贸易理论”（New trade thoery）和“新经济地理”（New economic geography）获奖。旧的贸易理论指出不同国家和地区通过自己的相对优势，生产和出口产品，从别的国家进口产品，于是贸易出现。但很多时候，某些产品在某一国生产而不在其他国家生产（比如大型客机），则完全是历史原因，而非经济原因。而气候、经济模式类似的国家之间的贸易也比想象中大很多，甚至比跟原材料国家的贸易还要大。旧的贸易理论认为生产元素转移（factor mobility）可以最终代替贸易，比如当地生产，避免长途运输。另一方面，集中生产却也有可能产生巨大的规模效应，降低节省运输成本的优势。很多时候工业集中生产地的选择完全是随机的，而一旦产生之后的中心拉动力（centripetal forces）则会将越来越多的企业拉进来。

• Scale Economies, Product Differentiation, and the Pattern of Trade by Paul Krugman, 1980
• Increasing Returns and Economic Geography by Paul Krugman, 1991

Image: Paul Krugman, nytimes.com

中央政府规定的最低工资（minimum wage）根据不同地区法律会有不同的影响。美国各州法例规定的最低工资不同，州最低工资比联邦最低工资高的州有19个。受益人群占总劳工的很少一部分，美国的比例是4%。

一小部领最低工资的工人直接受惠，美国这个数字是280万。而160万人会由于企业想保持原本的薪酬结构所产生的“溢出效应”（spillover effect）而间接得到提薪。“波浪效应”（ripple effect）使其他企业出于保持吸引人才的竞争力的原因，跟着某企业加薪。另外最低工资变高可能也会使企业将成本转嫁给消费者，从而产生全面价格和薪酬的提升。

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的数据，通常领最低工资的人有一半是25岁以下的青年人。这些人的种族背景差别不大。学历不及高中的人群中5%领最低工资，高中文凭中3%的人领最低工资，2%的大学学历者也在领最低工资。而领最低工资的行业70%都是服务业。

¶ 两派的政策实际上是南北经济发展方式区别的最佳体现。

关于美国从十九世纪一个自由放任（laissez-faire）经济体忽然变成一个企业规章束缚众多的经济体（威尔森和两任罗斯福），不管是左翼的“政府出手从商业机器手中拯救穷困”，还是右翼的“政府摧毁了平和而有活力的企业”，两种解读所针对的事实本身就并不准确。事实上美国并不存在这样一个自由放任的时代，从对银行、货币和产权的管制就可以看出来。共和国早期杰佛逊派（D）和哈密尔顿派（R，联邦派和辉格党）就对于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度有明显的异见，但都非支持自由放任。哈密尔顿派支持东北的都市金融中心、保护主义的补贴和高关税，以及央行的设立；而杰佛逊派则支持农业发展和农园经济，包括掠夺土地和奴隶。

尽管当时并非自由市场，但企业精英仍然觉得市场过于自由，纷纷寻求垄断，限制竞争。然而限制竞争的主要方法——固定价格并非总有效，因此美国政府要通过政府强迫卡特尔联合（cartel enforcement）的方式来干预经济、限制竞争。因此二十世纪初的所谓各种针对企业的法规其实都源于企业群体内部，而有益工人的法例出台也只是工人领袖和企业、政府间的交易放出的假象。因此各种反企业的立法其实都是对企业有利的做法，而“反企业”的外衣自然也都是故意皮上的“狼皮”。

Image: Theodore Roosevelt, stltoday.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