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美国经济“放任自由”的过去

Those Who Control the Past Control the Future by Roderick Long

¶ 两派的政策实际上是南北经济发展方式区别的最佳体现。

关于美国从十九世纪一个自由放任（laissez-faire）经济体忽然变成一个企业规章束缚众多的经济体（威尔森和两任罗斯福），不管是左翼的“政府出手从商业机器手中拯救穷困”，还是右翼的“政府摧毁了平和而有活力的企业”，两种解读所针对的事实本身就并不准确。事实上美国并不存在这样一个自由放任的时代，从对银行、货币和产权的管制就可以看出来。共和国早期杰佛逊派（D）和哈密尔顿派（R，联邦派和辉格党）就对于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度有明显的异见，但都非支持自由放任。哈密尔顿派支持东北的都市金融中心、保护主义的补贴和高关税，以及央行的设立；而杰佛逊派则支持农业发展和农园经济，包括掠夺土地和奴隶。

尽管当时并非自由市场，但企业精英仍然觉得市场过于自由，纷纷寻求垄断，限制竞争。然而限制竞争的主要方法——固定价格并非总有效，因此美国政府要通过政府强迫卡特尔联合（cartel enforcement）的方式来干预经济、限制竞争。因此二十世纪初的所谓各种针对企业的法规其实都源于企业群体内部，而有益工人的法例出台也只是工人领袖和企业、政府间的交易放出的假象。因此各种反企业的立法其实都是对企业有利的做法，而“反企业”的外衣自然也都是故意皮上的“狼皮”。

Image: Theodore Roosevelt, stltoday.com

笔记：关于工业革命没在中国发生的原因（林毅夫）

The Needham Puzzle: Why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Did Not Originate in China by Justin Yifu Lin, 1995

传统上，中国家庭对于男性子祠继承家庭联系的重视，导致中国家庭不管经济状况，坚持鼓励早婚和高生育率，继而导致人口增长加速。带来的是尽管中国经济总量和科技领先于西方，但人均水平仅在维持生存的标准，导致社会资源全部用于食物供给，缺乏剩余资源。西方农业剩余财富供给工业革命的现象在中国也无法实现（depletion of agricultural surplus）。另一方面人口基础大也导致了人力成本低，因此节约人手提高效率的科技需求并不高。（High-level equilibrium trap, failed demand for technology, Mark Elvin, Anthony Tang, Kang Chao）

¶ 在计算“非必须”产品的时候是否有根据不同用途考虑，比如用于皇室贵族的部分的产品一定会“非必须”且有剩余，而用于分配于大众的产品则可能恰好甚至短缺。另外20世纪的数据是否可以说明18世纪的事情？

这一理论站不住脚的原因有三：人地比（man-land ratio）在历史上两个阶段由于人口下降，有显著的增加（14世纪和17世纪），因此当时的农业生产剩余应该要比20世纪多；根据 John Buck 1920年代的调查，中国农民，尤其是南方的农民一年闲暇时间非常少，因此所谓对于节约人手的科技需求不高的假设不成立；根据 Carl Riskin 的估计，1933年 31.2%的国内生产是“非必须”（nonessential）的，另外1953—1957年的五年计划中，资本积累平均占国内产值的24.2%，因此所谓人口耗尽生产剩余的说法也很难说通。

¶ Implication: 科技发展的速度仰赖于创新的方式，有目的的科学实验或是随机的发现。

林认为，只要人类的物质需求得不到满足，对于可以增加生产的科技的需求总是会存在的，而恰恰是因为科技未能有效供给（supply-failure hypothesis）才造成了工业革命没有在中国发生的结果。英国的工业革命是一系列新科技的不断涌现和更新的推动下进行的，而14世纪后的中国科技革新的速度一直停滞不前，这就成为中国失败的起点。究其原因，中国早期科技发展较快的原因在于早期的科技发展仰赖于经验，而中国由于人口基数大则增大了经验转换为科技革新的几率；而后期的科技发展则仰赖于科学实验，欧洲在17世纪的科学革命（science revolution）中完成了这个过渡，而中国则没有。

林使用技术创新的模型（R. Evenson & Y. Kislev），得出了三个假设：

• 发明的可能性与试验的次数成正比
• 更好发明产生的可能性与现有技术的高度成反比（弓形图）
• 科学知识和原材料质量的提升可以提高发明者成功的可能性

¶ 科学的出现是否把人类带上了一个无止尽革新的路（知识不断增长，弓形图不断右移），倘若停留在科技的瓶颈阶段，人类是否会更幸福，会发生什么？

8—12世纪在中国的科学发展可能源于人口的增长和南迁（种植从谷转到稻）。传统上认为中国经济上成功的因素，包括统一的政体、家庭农业和劳动力相对自由的迁移，对于科学发明的影响甚微。第一个假设可以解释中国早期的科技成功，即人口基数增加了试验的数量。但后来由于中国发明已经在当时趋于饱和，即弓形图的右端尾部，发明尽管持续但边际效益已经很低，除非有新的科学知识（假设三），将弓形图右移，否则将停留在科学技术的瓶颈。与此同时，欧洲的人口贫瘠带来的科技瓶颈在17世纪的科学革命中得到了释放，科学实验使试验的密度和速度不断增加，科学（哲学）和技术（实用）的不断整合，导致弓形图不断右移，因此欧洲没有遇到中国在14世纪遇到的科技瓶颈。

¶ Not much of a difference now, bureaucracy and ideological unification hinder the growth of modern science.

至于科学革命未能在中国发生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种说法。J. Needham 的解释是区别于西方的贵族封建式的社会（aristocratic feudalism），中国则要维持一套庞大的官僚系统，阻止了数学和逻辑论证的发展。Wen－yuan Qian 则认为中国的帝国思想和意识形态的统一（通过科举考试）阻止了现代科学的发展。而欧洲普遍存在的教会和教会、国与国、教会与国家的竞争鼓励了科学的发展。林同时还补充到，作为社会阶级升迁的唯一途径，由官僚阶级敲定的科举考试吸引了中国主要的有才识的人学习儒家思想，科学知识的发展得到了极大的减速。知识的匮乏也成为中国未能出现科学革命的另一原因。

Image: Abstract from Illustrated manuscript of the Lotus Sutra （妙法莲华经）, ca. 1340.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再见王丹

昨晚在剑桥大学见到二十年前的风云人物王丹，之前只是在影像中见过。朋友们大多是想要一睹80年代理想主义青年的风采才赶往的，到场大约百余人，多数是华人，也有中文流利的白人学生和研究者。一袭黑装的王表现的出奇的平静和诚恳，简述了事件的经过和自己的总结与反思。对于学生的盲从，王直言不讳：“学生运动是很好组织的，举个大旗大家就跟起来了。”后来学生的绝食行为，从北大报名团的三百余人，到最后在广场上的三千余人，以及围观的人群不断增多，都出乎王的意料。王分析说所谓“广场综合症”所起的作用，如同文革场面一样，没有在场的人能够不受感染，王自己也或多或少的受到影响，场面才愈发不可收拾。对于军队的介入，他直言是政府的错，声称军队当时从人民大会堂的密道出来，军方已经可以占据广场，因此完全没有长安街上屠杀的必要，因此王总结事件功过的八个字是：“政府有罪，学生有错。”无论学生做什么错事，杀人总是底线，杀了人之后的事件性质就完全变了。

¶ 报道称当时的报告是死亡2600—2700人，这一数字比西方机构估计的少，但多于近年来传出来的727人。

王谈到整个事件的负面影响，首当其冲就是“死人了”，据他说是当年完全没有预料到的，他们最初的估计最坏是文革时期游行发生的大棒赶人和抬出会场，动用荷枪实弹没有这样的先例。死亡人数到现在众说纷纭，王提到一个细节称北京红十字会曾经在调查北京各医院后发布公告说，事件死亡人数为两千余人，国际媒体聚焦的同时，红十字会的班子也在次日全部替换，新班子否认公告。第二点负面影响是中国的政治改革从此停滞不前。王声称尽管陈云和李鹏的保守派当年力量很大，但胡和赵的政治改革意图已经十分明显，社会舆论也开始积极讨论，但事件之后再不敢将民主化摆上讲台。第三个负面影响是国际社会在短暂制裁之后，对于中国的评价从此出现了经济为中心的方向，对于政治和人权改革有消极影响。

有学生问到年轻一代表现的自信与能干是否意味着超越当年理想主义一代，王断然否认，知识分子从来都是用来“挑刺儿”的，如果没有反对意见的知识分子只能说是沦落的一代，包括当代知识分子的“犬儒化”和整个社会道德标准每况愈下，都是这一问题的表征。王坦言自己在“做过两次牢”后已经太累，没有经历再发起类似的运动。对于爱国主义，讲到年轻人要把爱国与爱党分开，称自己是爱国反党。王说他们理想主义的一代坚信自己与党和政府是自己的“亲妈”，戏称学运本是一次“集体大撒娇”，只有到事件结束后，他们以及整个社会才逐渐脱离所谓“政治集体化”的概念，把自己与国家，国家与政党，慢慢区分开来。对于中国下次的变革，王坦言希望像台湾一样平和过度，降低社会成本。但现状是“领导集团的高度团结”，即政治保守主义经济自由主义，使得自上而下变革变得不切实际，因此他预言某次经济危机过后的社会危机可能会成为新的契机。

二十年来，王变得更反省、更坦诚，当年纯真的理想主义也丧失的差不多了，取而代之的是西方评论家似的理性和老辣。经过了监狱和哈佛，他对于自己的坚持有了更确凿的把握，对于政府和社会有了更深的了解，于是现在的状况是：紧握真理，hoping for the best。这也是每一个丧失了理想主义的人为理性、甚至生存所付出的代价，但倘若王仍然像缺乏理性的人士一样用文革似地方式疯狂谩骂和攻击，做彻底的“海外民运分子”，我倒真是会对此失望。每个人当然都乐于听到年轻一代变得成熟和有信心，但倘若所谓的成熟和信心仅仅表现在能够在现有体制內左右逢源、生活滋润，避开社会的不公与体制的荒谬，那么比起逝去的理想主义一代绝对是社会的悲哀。但倘若所谓的成熟和信心也包含了对真理的理解和确信、对国家的关注和关心和对社会真正的怜悯与责任，同时能够把握理想，理性地追求真理，也许才能真正抚慰20年前为理想而奋斗的亡灵们。

九日女王 Jane Grey

Le Supplice de Jeanne Grey by Paul Delaroche, 1833

英国“九日女王” 简·格雷（Jane Grey），1553年7月10日到19日在位，父亲是多塞特侯爵（Marquess of Dorset）亨利·格雷（Henry Grey）。简的继承权，由母亲弗郎西丝·格雷（Frances Grey）而来，她是都铎王朝第一个国王亨利七世的外孙女。这个时候亨利八世留下的宗教争议仍然没有定论，清教徒和天主教即使在皇室内部也分歧很大。贵族们怕亨利八世身为天主教徒的长女玛丽·都铎（Mary Tudor）复辟回归罗马教廷，于是推举清教徒简继承王位。

此时亨利八世长女玛丽的命运似乎得到了补偿，她的母亲凯瑟琳皇后（Catherine of Aragon）的悲剧命运和她在母亲死后收到继母安妮皇后（Anne Boleyn）的种种欺压赢得了众多同情，让她继位成为了人民的呼声。于是在简登基九天后，她就得到了足够的支持，率军进入伦敦。很快简被迫放弃王位，玛丽上台成为玛丽一世（Mary I），上任之后就积极回归天主教。简与父亲和丈夫此时被囚禁在伦敦塔（Tower o London）。玛丽原本想要留住简的性命，却遇到1554年又一轮的造反，恐怕简的存在仍然是个威胁，于是在劝说简皈依天主教无果的情况下，以叛国罪下令处死简。1554年2月12日，简时年16岁。

佚名著《Chronicle of Queen Jane and of Two Years of Queen Mary》一书描述当时情景时写到：

……然后她跪下来，说：“你要把我的眼罩先拿下来吗？”“不，夫人。”刽子手答。她把绑在眼睛上的手帕又紧了紧，想要摸到断头台，问到：“我要怎么做？台子在哪儿？”旁边候着的人随即领她到台前。她俯下身把头放在台上，前倾了一下身体，说：“主啊，我现在把灵魂交给你了。”

简在白塔外的空场前（与画不同）结束了生命，一刀。这比起简的表姐伊丽莎白一世（Elizabeth I）在处死苏格兰女王玛丽（Mary Queen of Scotland）时砍下的三刀，也许已经算幸运了。

平装智慧——企鹅经典六十年

走进伦敦查令十字路（Charing Cross Road）的老书店——或是英国任何一间老书店——在“特惠一磅到两磅”的架上，除却一堆乏人问津、冷门厚重的学术或期刊外，若寻着书脊下端的鸟图案准会找到熟悉的名字：狄更斯或奥斯丁、达尔文或马克思。书都是纸制封面，比较旧的版本封面上没有插图，只是干净的蓝色或黑色。充满英国味的 Gill Sans 体端正地写着久仰的书名和作者。下方的鸟图案，细看来是一只企鹅，企鹅两边上书“Penguin Classics”。

《泰晤士报》的文学编辑 Erica Wagner 谈到经典时说：

Why read the classics? Not because they’re good for you. Simply because they’re wonderful.

这套如今在英国随处可见的“企鹅经典”（Penguin Classics）系列丛书，与类似的丛书，如牛津经典（Oxford Classics）等，使普通人接触经典读物的门槛降到极低。这使我们很难想像企鹅经典出现之前的状况：经典只是学者和富人的特权，包装精美而价格甚高。除非手头富裕，否则很难接触到甚至购买。唯一可做的就是在图书馆不断的续借，但若非经典的爱好者，普通人断然不会花这样的心思和力气去尝试。

坚持接触普通人是企鹅出版社（Penguin Books）最初的信念。老板艾伦·雷恩（Allen Lane）在1935年出版社设立之初就决定其方向是“价廉物美，能在火车站、香烟铺和连锁商店买到的当代小说”。他曾经表示：“我们相信，在这个国家里有大批读者喜欢有智慧的低价书，我们也愿意为此付出一切。”由于其色彩设计简单易用——橙色书代表小说，深蓝色书代表传记，绿色书代表悬疑；以及其惊人的价格——六便士，相当于当年一包烟的价钱，使其从1935年夏天第一批企鹅平装书出版（包括阿加莎·克里斯蒂、海明威等的著作）后的十二个月内，能够售出惊人的三百万册。企鹅销量最大的《动物庄园》的作者奥威尔评价说：“企鹅出版的六便士的书具有极高的性价比。”

到了二战后的1946年，对大众教育影响深远的“企鹅经典系列”（Penguin Classics）推出。在老板雷恩拍板下，经典学者 E.V.Rieu 在战时空闲时间推敲完善的荷马史诗《奥德赛》的译本成为该丛书的第一册。Rieu 的《奥德赛》译本很快成为出版社最畅销的出品， 销量超过三百万册，一直到十五年后才被极富争议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 超过（后来才是《动物庄园》）。一般人很难理解为何故事并不新鲜的古希腊史诗可以取得如此之高的销量，用 Rieu 的话说，功劳在于翻译质量和风格：“（该译本）比起其他现存译本，巧妙地避开了艰涩的古语和外国俗语，合乎现代品味。” 他认为，战后的新和平所代表的，是一个更好、更平等的社会。“我希望自己的企鹅版《奥德赛》能够接触大众，将使每个人都有机会接触到经典。经典将不再为少数特权阶级所独有”。

Rieu 后来亲身担当编辑，秉承他的翻译风格和理念，开始重新翻译和出版一系列的经典作品，范围从古希腊一直到十九世纪末。Rieu 起初邀请了牛津剑桥的部分学者来做非英文经典的翻译工作，结果译文沉闷而学术化，夹杂着原文俗语。于是 Rieu 转而邀请具备专业知识的作家如 Dorothy Sayers、Rex Warner 和 Robert Graves 等担纲翻译，出版了《神曲》、《长征记》和《十二凯撒传》等的经典流行译本。后来，企鹅经典不仅从主流的西方语言寻求经典，也开始翻译中东和远东语言的著作，包括《古兰经》、《论语》和《孙子兵法》，逐渐发展到今天的1200册的丛书。

1968年，企鹅出版社在黑色封底“企鹅经典”的成功上更进一步，推出了蓝色封底的“鹈鹕经典”（Pelican Classics）系列，出版了一系列非虚构类的图书，涉及哲学、宗教、科学、历史、政治和经济学，诸如佛洛依德、维根斯坦、印度历史和共产主义之类的课题都搜罗到了经典的著作，并将其全部“企鹅化”——友好近人的设计和价格。这些合适极了随身携带的小书极受欢迎，因其涉题广泛而有趣，成为初涉该领域大众的最佳读物。

企鹅经典不仅在知识的传播上做出巨大贡献，它的封面设计更成为战后英国平面设计的招牌和经典。从瑞士字体大师 Jan Tschoichold 将考究的字体排版引入到企鹅，到后来领先推广使用几何、色彩和现代主义风格的设计，企鹅的封面设计成为无数收藏家的挚爱。2005年，伦敦 V&A 博物馆举办展览纪念企鹅封面设计70年纪念，表彰企鹅为平面设计做出的巨大贡献。今年，英国邮政也推出纪念邮票，将企鹅封面与迷你裙和甲克虫车一道，纳入纪念英国设计的代表性符号。

企鹅经典系列给大众教育，尤其是成人教育带来的巨大影响是无人能及的，比起有四五百年历史的剑桥或牛津大学出版社，年轻的企鹅出版社有着特殊的地位，与大众有着特殊的情感。今天的企鹅经典，仍然保持了当年大约一包烟的价格。2002的重设计和再版使企鹅经典再次进入了当代书店的橱窗和书评的排行榜。但仍然有许多人像我一样，喜欢找一个老书店，寻找熟悉的企鹅的身影。丢下一两磅，翻开泛黄的书页，在知识和智慧中消磨掉一个慵懒的下午。

种族灭绝与种群多样性

著名的哲学类 Podcast Philosophy Bites 去年12月29日邀请了伦敦政经学院（LSE）的 Chandran Kukathas 来谈“种族灭绝”的哲学问题。1948年联合国通过的《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规定，符合如下任何一条即犯种族灭绝罪，应受相应惩罚：

• 蓄意全部或局部消灭一民族、人种、种族或宗教团体，包括杀害该团体的成员；
• 致使该团体的成员在身体上或精神上遭受严重伤害；
• 故意使该团体处于某种生活状况下，以毁灭其全部或局部的生命；
• 强制施行办法，意图防止该团体内的生育；
• 强迫转移该团体的儿童至另一团体；

该公约的促成，主要是基于二战时期纳粹对于犹太人的种族灭绝活动，之前的例子还有一战时期奥斯曼帝国对亚美尼亚种族的大屠杀。公约对于这种罪行的定义方法，表现出种族灭绝特比一般屠杀更加恶劣的性质——对象是一个种族，而非个体。历经二战的波兰籍犹太律师 Raphael Lemkin 是公约的主要起草人。尽管几经协商后定稿的公约对于种族灭绝的定义相对狭义，而 Lemkin 当时坚持的种族灭绝定义却包含的范围更广，即不一定非要通过屠杀，只要是意图将一个种族长期消灭的行为都可以定义为种族灭绝，包括对原有政治社会体系的破坏、对语言、文化、自我认知的消灭等等，都可以被定义为种族灭绝。

与一切广义的定义一样，这样定义种族灭绝会使各国政府都面临尴尬。中国政府长期以来对于自己将西藏原有农奴制度的推翻颇感自豪，因其是一个真正“解放”人民的实例。1978年以来对于西藏种种的政策，包括推广普通话、兴建铁路、开放经济交流和旅游，都进一步使西藏和内陆的联系加强，与此同时西藏经济也增长了15.8倍（按官方 GDP）。于是政府乐此不疲地宣传政绩，然而却不知已将种族灭绝的指责惹上身。西藏作为一个特有的种族文化陷入危险，即便情况还没有紧急到消亡边缘，但仍然是各方争议的焦点。这一危险包括汉族人口的激增，藏语面临的危机（尽管相对其他方言较轻），以及包括达赖喇嘛的缺失等带来的宗教的变化。

当然不仅仅是西藏，许多其他国家都面临相同的难题。发达国家近年来“痛改前非”，比如英国设立苏格兰议会，以及澳大利亚向土著居民道歉，等等，都是政府开始尊重少数民族的例子。然而事情远非那么简单。Podcast 中，Kutathas 提到关于种群的两个概念——“Collective Conception”，即种群本身会给其成员带来某种程度上的好处，因此成员利益和种群本身的利益是一体的；另一个是“Corporate Conception”，即该种群本身的存在对其成员可能缺乏意义，但对整个世界有好处，因此成员利益和种群利益时常会冲突。在第二种情况下，成员可能会因为个人利益离开种群（比如离开部落，到大城市工作），这样会逐渐导致种群的消失。

个人主义者会提倡这一种做法，因为这尊重了个体的意愿，种群多样性并不在他们的考虑范围之内。而集体主义者（姑且这么叫）则会倾向保护种群多样性。这很像保护稀有动物的情况，有些稀有动物的灭绝是由人类过度捕杀或活动造成的——如同种族灭绝，理应得到禁止；但有些稀有动物则是在顺应自然发展变化中自然灭绝的，如果人为地保护该物种，反而成了违背自然的举动，况且现实中很难判断到底哪一种物种灭亡是人为，哪一种是自然的。

谈回种族灭绝，倘若政府提供良好的条件和服务，少数种群自愿离弃种群，那么政府是否是广义的种族灭绝呢？还是政府应该刻意保护种群，人为保持种群的传统和文化，牺牲居民生活水平，以保持多样性来作为自己的政策原则呢，那么谁又会自愿被牺牲呢？似乎人为追求种族多样性本身就是不合规律的，就像在动物园里人为圈养着一些恐龙，安抚自己没有破坏环境一样荒谬。因此，追求种族多样性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成了一个“多数人暴政”的例子，少数人的自由意志会因多数人的意愿被牺牲，比如藏人就没有理由为了外面世界对“孤立异域”的憧憬而杜绝现代化的生活方式。

这里并非承认政府有权力刻意强迫消灭一个种群，如《最后一课》法国儿童被迫学习德语，即使没有屠杀，也理应被视为种族灭绝。而倘若一个种群因为成员的个体意愿而发生变化，与从前的传统越走越远，人们也没有必要慨叹种群消亡，只不过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罢了。

Born.

Re-brain-nise me.